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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亦反对神权专制




文/安然


普京先生钟爱的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关于“黑寡妇”由“智障人士”充当的那段爆料,让人记得他有一位颇为聪明的父亲——车臣前穆夫提(教法官)、宗教领袖卡德罗夫。此公及其追随者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向俄罗斯官方的投诚行为是那场起义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位伊玛目后来成为俄国扶植的车臣共和国的总统,2004年被炸死,其子承恩世袭其职。本来,在那些满口经训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中,外来的“异教徒”被描绘为邪恶的象征,视作一切苦难的根源,但最后还是他们,戏剧性地选择了与他们口中的“魔鬼”合作。

想起一位在阿拉伯世界颇具争议的人物——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所写的一首短诗《被告的境况》:

—— “你的某些言语,是影射先知。”
—— “我没有影射。”
—— “你否认有关性交各种特征的圣言,你在黑暗中信仰
你的隐秘魔鬼的启示。”
—— ……

最近,阿多尼斯在接受华媒体采访时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反宗教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认为能解答世界上一切问题,这都是破坏知识的,破坏知识就是破坏人本身。所以作为诗人,应该拒绝这个意义上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参见 南方周末|阿多尼斯:“没有诗,就没有未来”)

虽然我无法认同阿多尼斯先生反宗教的立场,却也不否认他说出了部分的真理。或许阿多尼斯反的并非“宗教”,而是一种作为压制力量存在的意识形态?面对这个时常悖谬的世界,谁又知道呢?

意识形态,就是变动不居的人类意识相对固化的某种形态。人总有意识,也总会形成和接受各种相对固定的形态。例如宗教,便是人类的意识形态之一种,人们可以选择信仰,也可以选择不信,这是其自由。但是,宗教思想一旦被统治者确立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会被当作权威的来源,其他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言论都会遭到排斥与压制。当宗教沦为美化权力的工具,这样一种“神圣的权力”必然不受法律约束而滥用,不但民众的个人自由会丧失,整个社会也会陷入窒息。

基于此,我虽不反宗教,但还是反对建立神权专制。宗教信仰可以成为社会道德的基石与精神力量,但原教旨主义者不能借由宗教的名义统治人间。伊斯兰世界不能退回“酋长国”。

其实,任何一种准备统治人间的意识形态都值得怀疑,无论它来自哲学,还是神学。


2013年12月24日星期二

Chinese muslims donate clothes and money to Syrian refugees





The final months of 2013 is already the third winter of Syria war. Snowflakes fall with barrel bombs. The white snow and red blood cover the older civilization. Though I read “The World Has Forgotten Them” from Onislam.net, thinking about millions of the refugees in Syrian “war against terrorism”, I only remained silent.

After you speak for oppressed, you are cautioned. When you look for food for others from the refrigerator, you find your refrigerator is also empty. How else can you do?

I ask human despair geological: “Have you heard? Have you seen?”

Chinese muslims lately donated clothes and money to Syrian refugees. Chinese muslims live not rich. Most of them are civilians bottom but their hearts with the people of Syrian. Praise for Allah!




2013年尾的时光已是叙利亚内战经历的第三个冬天了,雪花伴着“木桶炸弹”一起落下,那片古老的文明雪白血红。我从Onislam.net上读到那篇《“The World Has Forgotten Them”
》,想到数百万在叙利亚的“反恐战争”中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寒冷泥泞的难民营中挣扎,死一样的沉默便在血液里奔突。

当你为受压迫者鸣不平后,惊悚地发现一支黑洞洞的枪口伸向了你;当你打开冰箱门想为饥饿的人们寻找施舍品时,才发觉你的冰箱里同样空空如野。你还能怎么做?

我只能绝望地质问人类:“Have you heard? Have you seen?”

于是,这样的呼声便在冥冥间得到了应答?当我看到白须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送来了两大包袱的衣物时,情不自禁地在心中赞美真主和他被污名的宗教。






2013年11月15日星期五

读艾•辛格小说




文/安然


“天地把存在过的一切都消灭殆尽,化为尘埃。唯有那些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透过稀疏的网唤回昔日的幻影。”

——1978年,瑞典文学院在给艾•辛格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的第一句话



在土里寻绣鞋的男子
你可曾找到你心上的白面包黑面包柳叶眉杏仁眼?

那一夜
那列废弃已久的铁皮火车
怎会出现在那个空无一人的荒野小站
小说中的人物涌向我
面带菜色的哈希德派抄经人告诉我
他们斋戒的时候多,吃饭的时候少
我还记得那篇寒冷的《一次演讲》
我还记得那句心碎的
“比内莉,我绝不抛弃你”

子夜无声
意第绪语痛哭失声
猛回头
站外一支马队若隐若现
我识得那匹高头大白马
我会唱那首陕花儿
“刀刀儿拿来头割下
不死还这个唱法”
可我不唱

失语的世界里
歌手不为聋子演唱
依旧在盲目的恶人中间徘徊
依旧郁积着足以致死的沉默
谁知道
多少绣鞋在路上
多少头颅掷他乡

村外的读经房
夜火微明
前朝的竹青长袍在门外
自饮下孔雀胆
他也便是《遁世者》





我读的那本书叫《艾•辛格的魔盒》,可当我用“艾•辛格”这个名字去网上搜索时却找不到我所要找的那个老头儿。虽然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中国并不知名。我不得不再加上一个关键词“诺贝尔”,才终于在维基百科上找到这样一段简介: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2年11月21日-1991年7月24日)出生于波兰的美国籍犹太人作家,使用意第绪语写作,短篇小说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刻描绘波兰和美国的犹太人生活。

不久前,当爱丽丝•门罗获奖时,有评论家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青睐短篇小说了。其实不是。早在1978年他们就青睐过。

《遁世者》和《一次演讲》是书中留给我很深印象的两篇小说。《遁世者》刻画了犹太教中的一个“游方僧”,这个文学形象让我联想到伊斯兰教的一些“苏菲”(神秘苦行主义者),苦行既是为生活所迫,也是一种修行与传道的方式。另一篇小说《一次演讲》中的“比内莉”是一个逃出集中营的女子。冬夜里,她和她的母亲在车站守候一位应当地侨民组织邀请前来演讲的意第绪语作家。火车晚点,其他欢迎的人们都离开了,惟有这对贫病交加的母女坚持留了下来,比内莉的母亲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内莉,我绝不抛弃你”是作家的动情之语,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艾•辛格无法抛弃一种行将消逝的文化。意第绪语曾在东欧的犹太人中间使用。当这个族群为法西斯所毁,流亡到一个英语国家的艾•辛格却坚持使用意第绪语写作。他用自己的坚守宣告:法西斯再强大,也终究没能摧毁一个族群的记忆。这种坚守体现了人类的尊严。


2013年10月28日星期一

【Poem】我是一个中国人




文/安然

擅抖着读完流氓文人每一笔每一画
曾想质问那道红色的印痕
它在一个示众者的脖颈上
也在一个民族的脖颈上


愤激转瞬即逝
我从绑匪那里能得到怎样的答复?
沉默的时刻里
我不是回族人
不是穆斯林
我是一个中国人

2013年7月2日星期二

恐怖片大师




文/安然


有时,我会想:我所看到的所有的恐怖片或许都源自同一个老套的故事,还或许是同一位不肯露面的电影大师的杰作。它们的情节如出一辙,仿佛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复制自己。虽然我厌倦了这个乏味的老故事,但又不得不看下去。我不仅恨那个可以一直垄断荧屏的导演,也恨那些无脑的观众。那些残忍的有变态需求的观众,正是他们提供的高收视率让那位大导演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个恐怖的故事拍成连续剧,我预感到还会有新的续集出炉。

我痛恨恐怖片,但又无法脱离这个制造恐怖的世界,恐怖片大师和追随他的民众实际上无情地绑架了我和其他人,我们不仅需要观看他们合谋的杰作,还会随时被他们挑中出演其中一部续集。

如果我们表示抗议:“不!我们不当你们的演员,我们不愿意配合你们拙劣的表演。”

从漆黑的荧屏中传出这样的回答:“你们已成为我们的演员,你们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剧中,生活只是戏剧的一部分,你们无法拒绝,你们也没有拒绝的权利,法律就是如此为你们规定的。”

“我们还没有拿到台词啊,我们没法演!”

“不,我们不需要台词,甚至不需要人类的语言来为观众推理故事,这样的连续剧只需要恶魔的尖叫、血腥的画面。因此,在拍摄现场也就需要更多的血浆,我们的血浆供应确实难以为继了,但这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是出给道具师的难题……”荧屏那一头仿佛陷入了自言自语。

这时,我们只有沉默了。我们发现这位神秘的大师并不准备跟观众或演员讲道理,他所推崇的只是动物性的嗜血本能,能将观众死死聚集在荧屏前的恐惧感和能让他们团结一致的仇恨意识。

他们需要敌人,即使这个敌人只出现在荧屏上,如此虚幻,如此而已。



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

意外入选《当代先锋诗30年(1979—2009)谱系与典藏》


从“穆斯林诗歌”网站得知《当代先锋诗30年(1979—2009)谱系与典藏》收录了我的三首诗,很意外。之前我的诗歌作品在几种民间诗刊上发表过,入选官方出版社发行的诗歌选本尚属首次。

“天山姚新勇”博客也报道了此事,并指出编者对诗作进行了技术化的处理,有删节。这表明编选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敏感性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也是主流文化一向的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警惕太古老,也太沉重,不仅导致非主流族群表达上的受限,也让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对话严重匮乏,即使彼此存在很深的误解甚或敌意。

在博客上,姚新勇教授提到自己曾建议《当代先锋诗30年》的编者不要对少数族裔诗人加以忽略, 并推荐了相关作品,其中大概也包括了我的几首诗。记忆中,这已不是姚先生第一次推荐我了。当年,身在南国的他受乌鲁木齐一份官方文学刊物的委托编辑一期少数民族诗歌专辑,稿件中也曾有我的作品,但最终被新疆方面否决掉。

如同“大屠杀(Holocaust)”一词在偏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只专属于犹太民族的那段历史,而不能用来描述现在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一样;在天朝内部,“民族悲情”出现于主流的抗日叙事之中,才更为政治正确。我所吟诵的痛苦让一些人不快。他们见不得批评,更容不下揭露。在这一点上,姚先生和他们不同。

既然提到了“巴勒斯坦”,又是在谈论诗歌,我想就不能不提到穆罕默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他被认为是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诗人、抵抗诗人。

达尔维什非常坚持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他的代表作《身份证》,起首之句便说:“记下来!我是个阿拉伯人。”这是他面对以色列境内专门针对阿拉伯人设立的检查站上的士兵所说的话,但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同胞的告诫。

达尔维什的诗歌是巴勒斯坦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感。

我不得不说,我出身的这个民族缺乏这样的集体记忆,因而这是一个身份认同感不断弱化的民族。当然,本族之中不乏“诗人”,但他们正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民族、宗教话题,拿掉他们身上的民族符号,他们与那些惯于吟风弄月的汉族诗人无异。因此,存在着一种有“回族诗人”却无多少真正的回族诗歌的怪现象。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的小说《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里说:“人反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当权力试图让少数族群遗忘自身的时候,他们的记忆中间就充满了敏感词,而说出任何一个敏感词都是一种罪过。但我坚持这种原罪,并相信上帝赋予人类的良知。

对姚教授向唐晓渡先生推荐我的作品一事,我很知感,知感真主,同时,感谢二位先生对我的不弃。




附录这三首有些变动的诗:


书名  《当代先锋诗30年(1979—2009)谱系与典藏》

内容简介  唐晓渡、张清华编选的这本《当代先锋诗30年(1979-2009谱系与典藏)》是当代先锋诗歌当之无愧的顶级之选,里面有关于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独特证词,展现了汉语无远弗届的生机与活力。北岛、多多、方含、顾城、黄翔等的诗歌作品均在其中。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9-1


安然:现代西域诗草(组诗选二)



斋月



这是你的月份

这是为你而守的一个月

有了这清凉的光阴

我从昏睡中苏醒

远隔千山万水

回到童年

又见到了孩子般明净的夜空

又见到了曾经数下的星眸

它们依旧是孩子

闪动着幼时晶莹的泪光



东方天际

黑色开始生出白色

正如寂静中传来隐忍的呼唤

那是神在天上的手记

那是人在地上的密语

为了你

牺牲者青春的路落满大红的花瓣

为了你

我们仍将忍下古老的痛苦

像羊群一样散布

像羊群一样汇聚



我想及远方正入暮年的阿达、阿妈

也想及牺牲者的路

我为你们祈祷

那条通向天涯的路啊

走过一个游子的思念和感动



西域之上

日月双悬



2007.9



寻找米泉



朋友带我去找米泉

回民米泉

一年前

她嫁入乌鲁木齐

夫家的新名唤作米东新区

远在山东

我就听闻

昌吉表舅家有女米泉

花花的尕妹

如米玲珑如泉清纯



听说婆家家教甚严

不知米泉现在可好

夜色四溢

伴着心中阵阵的暮鼓

我们去暗寻米泉

坐上一辆小巴

我们向北方冬天的深处驶去

路途上

我们打问着她的情况

一位地下经书店的老板

神色慌张

只递给我们一本《穆罕麦斯》

说按图索骥

就可找到米泉



我们来到市场

人们说

在这儿卖羊肉馄饨的她

已收摊回家

{此处删除了几行——转注}

现在你是个荒唐的东西



我们回头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同样的问题

那哀怨的女子轻轻回答

来迟的阿哥

你的尕妹已经远去

  2007,10



黄昏西域



你略显惊恐的花眸在门口看到了什么

是探秘的长焦镜头

还是镜头之外拐角处的那双鹰眼



你的生活仿佛悬在塞外的谜

我们目睹过胡腾舞传入大唐的笑靥

龟兹飞天遗落世间的琵琶

而生活里最底层的忧伤

是无花果树上的花

是异族美人身上廉价香水的香气

是黄昏老城一腔无法治愈的情义

噢!还是——

老城区的忧伤



必被拆去、掩埋的忧伤呵

请让路人采一朵带去作乡愁

他在此处与彼处都是异族

他迷失了故乡与他乡

这小小的乡愁

就是他马不停蹄的路上

能够投身的旅栈




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

黑戈壁




文/安然

黑戈壁,
一个喇嘛在那里消失百年。
天边来的骑手,
化作枯骨的杀手,
在那里将他苦苦寻觅。

你向了何处去?

黑戈壁的黑绵羊
要向何处去?
寻觅消失的道堂,
用黑色的面纱,
遮住圆月的脸庞,
遮不住心中黑色的恐惧。

在抖动的地平线上,
黑面纱是一轮黑月亮。
照见那些迷失的骑手
疯狂的身影。

你要向何处去?

让我躲到黑面纱后面哭泣
让我登上黑月亮嚎啕大哭
让我在隐藏的道堂
在自己的家中
将命运抵抗

黑戈壁啊,已淹没在黑绵羊的悲伤中。

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

The story behind a photograph




A Uyghur girl sell her cat in Bazaar of Xinjiang. A photographer ask her why to sold cat. She reply to want a schoolbag. The photographer prepares to give her 20 RMB but not wants her cat. She reject the alms. The photographer takes the wonderful photo. The story is like a fairy tale and moves me. The Uyghur muslim is vulnerable group in china but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nation. I think of a Hadith: 'Congratulations to these people: although poor, but be perseverance and feel satisfied of the gift of Allah.'







2013年6月9日星期日

The documentary about Hui muslims in china, I am one of them.








"China’s Hui Muslims are unique in many respects. The country’s second-largest ethnic minority shar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ies with the majority in China that have allowed them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with less interference and fewer restrictions than others, like Uighur Muslims and Tibetans. Outside of China, the Hui practice of installing women as the head of female-only mosques has been viewed with criticism and admiration. In this video, we look inside the lives of Hui women and what the practice, and the religion, means to them."

http://www.chinafile.com/mosque-their-own


这部纪录片主要介绍的是“女寺”——专为女性开设的清真寺,这几乎可以说是回族社会中独有的一种现象,在其他穆斯林社会极为罕见。

两位分别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女性学者水镜君和玛利亚·雅绍克曾就“女寺”问题合撰过一部专著《中国清真女寺史》,对这一问题做出过她们的解释。按照水镜君的解释,妇女在宗教中的出现始自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厄难时期”(明清时期),外部压力和同化危险使男女穆斯林形成一致目标:强调女子教育。当穆斯林小社会面临宗教或种族生存危机时,团结(穆斯林间的团结和性别间的团结)以求自存成为第一要事。团结互助,共同为宗教和种族的生存努力,成为性别关系的主要特征。
















(Images report)Mahathir visit the Masjid of Hui muslims in china




Malaysian former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 and his wife visited the mosques of Najiaying and local Islamic Institute on June 6, 2013. They are warmly welcomed by Hui muslims.

When I posted some images on facebook, People like them very much. I decide to send more images for my friends.

Mr. Mahathir isn't already premier but his visit is still golden to our Hui muslims in china.

May Allah bless Mahathir Mohamad!























2013年6月5日星期三

Occupy Taksim square for holding a beer festival?




Critics said Turkey protestors are Extreme secularists. They hate religion. They are anti-Islam. The west media cheer for pro-secular Turks but some protestors deny they are Extreme secularists on twitter. But some shots show protestors were drinking beer in Taksim square,even drinking beer in a mosque!

Islam is not against Democracy. Mr. democracy shouldn't oppose Islam too!








All Muslims in the world should promote their native culture positively and boycott the Western or Eastern cultural hegemonism.

Images from @Fixer_Turkey



2013年6月4日星期二

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是无罪的(The Islamist Erdogan is innocent)




/安然



“和平静坐”、“警察暴力”、“扎根于伊斯兰主义的保守政府”……媒体(在此,我不再想区分东、西方媒体,因为在Covering Islam时,东方不过是西方的传声筒)在报道由改建Gezi公园风波在土耳其引发的一场反政府示威时所选用的措辞,再度唤醒了我对他们的不信任感。

不久前,发生在突尼斯的另一场示威,却是被媒体冠以“穆斯林暴乱”之名的。对于前后两场反政府抗议,媒体何以厚此而薄彼?玄机就在抗议的参与者身上,前者据认为是突尼斯激进组织安萨尔-阿尔-沙利阿(Rally of Ansar al Sharia)的支持者,而后者则是土耳其国内的一部分世俗主义者。

是“天使”还是“魔鬼”,并不取决于事件参与者的行为(两者都使用了暴力),而是由作为“围观者”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只要被打压的是伊斯兰主义者,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多么血腥,媒体似乎都不会良心不安。

这再次可悲地印证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一书中对媒体的分析,它们“怀有同样的中心共识。这种共识……塑造出新闻、决定什么是新闻以及它如何让它成为新闻”。




我不得不停下对内部的原教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反思,重新面对这种不正直的敌意。

FundamentalistIslamism以及最近才流行起来的Political Islam,无一例外不是西方学术机制的产物。关于西方学术机制对东方伊斯兰的古老敌意,我不想多加赘述,有兴趣的人们可以去翻看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

实际上,对于这些花样翻新的词汇,我也常常是一头雾水。

什么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只是在伊斯兰教中才存在的现象,还是在基督教、犹太教甚至是印度教中都屡见不鲜?为什么外部世界催促伊斯兰教进行反思,而回避了自己的责任?

什么是“伊斯兰主义”?如果伊斯兰主义是指“认为今日伊斯兰世界层出不穷的问题都可以在7世纪的麦加找到解决之道”的那部分人士,我也会反对他们。但如果你们认为埃尔多安(Erdogan)——这位坐过世俗专制主义者的监牢、连续三次赢得议会大选的穆斯林领导人——是伊斯兰主义者,进而要加以否定,那我誓死不敢从命。

因一种身份、一种思想,或对之刻意贬低,或加以歧视性地区别对待,或使之有罪化,不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所反对的做法吗?我也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普适的,应该如阳光一样普照那些有着穆斯林身份的人们。

当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主张保留Gezi公园时,我支持他们,我也喜欢公园里的绿树红花,喜欢其中流淌的新鲜空气,但以此向埃尔多安发难,我反对。对于具体政策有分歧,可以通过对话解决,一个民主的政府也应该听取和照顾不同的意见。至于那些想推翻埃尔多安的人们,请静候下一次大选吧。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间出现问题时,那些寄希望于外来干涉的先生和小姐们,其实是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真的不民主。

西方若有余力,就去干涉叙利亚内战吧,让那台杀人无数的战争绞肉机尽快停止运转。民主土耳其的事情,请让土耳其人学着去自己解决。请相信你们的北约盟友,尊重土耳其的民主政体。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My friend takes some photos of Islamic center in Washington



Thanks to @drennack shot these photos for me. I had never imagined there are such a beautiful Islamic center in Washington.



















Some mosques have warning sign in china. It says 'children and women are forbidden to enter the mosque and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because that's illegal! I can't find warning sign in my friend's photos. I don't know whether children can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USA but I know my friend is a lady.










2013年5月27日星期一

帝国:诗歌的监狱——读李必丰狱中诗作




文/安然



布罗茨基认为,诗人与帝国是对峙的。

帝国视令人窒息的精神控制为正常,诗人却挣扎着试图拥有一块独立的精神净土;帝国建立强大的专制机器以便奴役,诗人却视自由为生命;帝国营造墓地般的肃穆和整齐划一,诗歌却是生命多样性的最有力的证据。只有伪诗歌、伪诗人才会献媚权力、依附帝国,而失去精神自由的“诗句”,只是一行行廉价的华丽铅字而已。

因此,帝国并不愿意承认“诗人”的存在,它只承认体制内的“文学工作者”,这样的文学侍从的角色自古有之,成为一种数千年的传统,对那些缺乏精神底色的小文人构成致命诱惑。

有人需要被豢养,有人需要被承认。但真正的诗人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指认。当布罗茨基被以“社会寄生虫”罪押上布拉格帝国的法庭时,法官们曾对他自称“诗人”,发出一阵阵粗俗的哄笑。他们问他,是谁承认你的?却未料到布罗茨基以一种诗人在逻辑上的超凡能力回答道:也并没有人承认我为人类啊?!是啊,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在帝国眼中,一切都需要许可!服装、语言、思想……一切的一切皆有规定的样式,一旦违背了,便会打上危险、反动、极端、恐怖……种种标签,人们不得不时时处处体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以致化入了他们自觉的潜意识。

在北朝鲜,金二世不喜欢女人穿长裤,长裤便成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女人们的禁忌;在西朝鲜某地,“面纱”则成为女人的原罪,到处树立着骇人的警告牌子——戴面纱者不被允许进入社区、机关、医院等公共场所。

1949年后的大陆社会,文化被简单地以“新”与“旧”加以切割,知识分子经历着痛苦的政治改造,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背诵“老三篇”,毛式语言成为社会上竞相模仿的标准。以语言为技艺和表达手段的诗人们,则出现分化,有人陷于难言的沉默,更多人则是努力唱颂歌,不惜放弃文学的标准。冯至便在其1958年出版的诗集《西郊集》的后记中如此表白:“这些诗在质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解放前的诗,我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即使如此,拿着鞭子在后面督阵的文学官僚还嫌不够,在1956年3月的中国作协会议上,周扬就明确地向艾青这位在解放前写过《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前左翼诗人提出了“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问题。不能歌唱,便只有流放北疆。在流放地长大的艾青的儿子没有因此而变得驯顺,反而更加叛逆,近日以一首《傻伯夷》摇滚开唱,指天骂地,快意恩仇,虽不算阳春白雪,倒和“愤怒出诗人”一语有着精神上的联系。

诗人本应在批判现实中出离愤怒,诗人本不应在日益无序和沉沦的社会中将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当作自己的卖点。诗歌不是个人游戏,它理应担负人类伟大灵魂对其的需求。

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系列苏俄文学史上的诗歌殉道者的名字,至今闪耀着十字的辉光。他们或死于枪杀,或亡于集中营,或陨于自戕,或一生坎坷,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与书写铸就的不屈的俄罗斯魂魄,却令一个民族不致在精神上跌倒后,再也无法爬起。

所以,李必丰在我视野中的出现,令我于沉痛中,也获得对这个人间的某种的希望:那么多人在意识到现实的荒诞之后,逃避了,麻木了,犬儒了,可还是有人能在至痛中清醒着、倾诉着,为荒诞吞噬,也义无反顾地背负起荒诞加于的不可承受之重!

重!抑或痛?

当听到那些政治受难者的故事时,我会本能地感到恐惧与绝望。“人类一直被一个法则分成两个物种:那些知道而不说的人;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米沃什语)大多数时候,我一直装聋作哑地扮演前一种角色,直到心灵里爆发出怒吼。

李必丰的遭遇挑战着人类忍耐的极限,他是诗人,他坚持良知,备受苦难,一次次逃亡、落狱,也不改其志。他的朋友廖亦武说,他曾被缅北的游击队捕获,像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以致阴囊受损……

“人在被推至其处境的极限之后,再次在书面文字中找到最后堡垒,用来抵抗毁灭的孤独。他的文字,不管是精致或笨拙,有韵律或凌乱,都仅仅是由那种想表达的意志所驱使,以此沟通和传达真相。它们是在最可能恶劣的环境下写的,是由贫乏的丶按理说十分危险的手段传播的。这些文字,与有权有势的集团所捏造和维持的谎言相反,那些集团可以动用庞大的技术,并且受到无节制的暴力的保护。” 

李必丰的狱中诗作,为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一书中所引用的这段文字,做了最真实的注脚。这段文字本是米沃什从另一部著作——《纳粹占领下被判处死刑者作品(1939——1945)》的摘引,奥斯维辛之后真的不该有诗吗,还是更该有诗的参与与见证?

李必丰: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

眼睛这两口枯井
散乱的目光深处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爱情的禾苗被泪水的火焰烧尽
我们住在悲伤的另一端
隔着高墙看远处的太阳远处的山
夜里梦见远处的人
用思念的网打捞零散的往事
然后让骨头里长满骨头

读李必丰的诗歌让我想起土耳其当年著名的狱中诗人希克梅特,文字如家信——怀念情人,渴望自由,但又信念坚定!1950年,土耳其当局最终在国际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呼吁下,释放了这位土耳其共产党人。

诗人在一个国家中的处境,反映了这个国家内部权力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历史无数次地证实,把那些坚持良知者变成受害者,并不能巩固权力的基础,那只会令权力建基于沙滩之上。否定或批判,对任何人或集团都意味着痛苦,但没有否定的痛苦,便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没有未来。通常说来,民主政体是渴望了解民意的;而不是伪造民意——从长远来看,那毫无意义。希望所有人,无论你是有着高贵的家世,还是出身下贱;是手握权柄,还是无权无势,都能在某一刻面对自己的良知,我想这是人类这一物种区别于其它物种的最为重要的特征,良知、同情……这些人类品质把你我相连成一片大陆,而不是一座座相互永不理解的孤岛。

不要试图复兴过往的帝国荣耀,而应尝试着建立崭新的人之国。

人之国不囚禁诗人,更不囚禁良知。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空谈一则



我觉得伦敦街头的杀人者与制造波士顿爆炸案的车臣青年的行为,在宗教伦理上都存在问题。当他们宣称自己是为在阿富汗、伊拉克复仇时,他们存在身份感混乱,他们不属于那里的穆斯林社群,而是属于他们本国的穆斯林社群;他们也许认为自己是在“圣战”,但个体行为与“圣战”之间不能化约等号,“圣战”是战争行为,是集体行为,必须征得一个穆斯林社群内公认的宗教学者与知识分子的集体共识。显然,以美英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努力调整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在欧美的穆斯林社群内部,反西方的情绪也已不是主流。或许,这些激进的穆斯林青年的个体行为不必到伊斯兰教的教导中寻找答案,而应该到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名著《狂热分子》(True Believer :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中去寻找社会和心理原因。


2013年5月21日星期二

我应向谁控诉?




多年来,我通过博客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也表达一个穆斯林对时务的观点,但这遭人嫉恨,尤其是那些关于新疆的言论。自75事件以来,我就成为政府的关注对象,警察经常骚扰我和我的家人,两年前我开始从法院那里收到传票。

这是噩梦的开始。

我和家人陷入的所有民事缠诉,起诉者都为同一人。

在所有诉讼中,我们都无一幸免地败了。

即使在原告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形下,历下法院的陈昭新法官也可以判其获胜。理由竟是我方没能举证,这不仅是在公然践踏“谁主张,谁举证”的司法原则,也是对我方举证(人证、物证)的全然无视。

这些年,我得以一窥司法黑幕,目睹法官们在审理过程中的漏洞百出。我曾以程序违法为由提起上诉,迫使历下法院的上级法院(济南中院)将一起案子发回重审。虽然无改于案件的结果,但也证明法庭上的错谬与无序,已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

渐渐地,我隐约察觉,在历下法院上演的所有的案子都是一出“连环计”!

为了阻止我上诉,在另一起案子中法官田丰捏造判决书的送达通知(通知书中称,判决书送达到家,当时我父亲在场。而实际上那一日,我父亲在学校里有教学任务,有课程表和单位同仁为证),当我前往法院索要判决书时,已延误上诉期,这实际上是剥夺了我上诉维权的机会。

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方曾向法庭举报,原告人曾到我父亲的单位吵闹,散布不利言论,损害其声誉,要求予以制止。但原告人非但没有停止侵害,反而变本加厉,电话威胁、骚扰证人。我方对此也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人证言,但历下法院同样对之置之不理。

在这一系列案件中,原告的任何要求,历下法院的法官们都会予以满足。当我方展开反击时,得到的却是另一种对待。

例如,在原告控告我名誉权侵害一案中的理由,就是声称我在法庭抗辩中有言辞不当。我请教了许多法律界的专门人士,他们对这样的在法庭抗辩中构成名誉权侵害的案例,竟是闻所未闻!

即便如此,我方还是做了认真的庭前准备。我方指出,主持庭审的法官负有维持法庭秩序的责任,如果当事人有言辞不当,法官会予以当庭制止。但查之当日的审判笔录,却没有对当事人进行法庭训诫的记录。即使如此,仍然是对方胜诉。

在历下法院2012民字第317号案件中我方曾提出反诉,并获准立案,缴纳了相应的诉讼费用。但法官田丰在判决中却对我方的诉讼要求未作结论,以“另行起诉”草草了结。如此这般敷衍,当初又何必让我们缴费立案?!

另外,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原告在法院里控告我侵犯其名誉权,私下里却在网络上到处张贴贬低我的不实之词。我将这种情况列入诉讼,但历下法院的法官们却视而不见。

今年年初,原告又一次令传票送到了我们手中,这一次,我的父亲、母亲都成为了被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一次的所谓“证据”只是原告在自己家中拍摄的几张照片,而历下法院也据此为之立案了。我和父母都拒绝参加这样的庭审,因为每一次庭审都是原告对我们的一次发泄与羞辱,而法官们却听之任之。惟一的一次是给予了原告口头上的法庭训诫(记录在案),而当我父亲和我在庭审中对案情进行简单交流时,历下法院的任军法官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年迈的父亲逐出了法庭。

以上所写仅仅是这些年来的冰山一角……

这样的诉讼,参与或不参与,已无法改变其内定的结果。参与还有何意义,不过是在帮助其伪饰司法的所谓“公正”罢了……

在一个流氓化的时代,一只羊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是一件绝无可能的事情。

很不幸,我属羊。

在希腊悲剧中,普罗米修斯被用铁链锁住大地尽头的石柱上,由于他不向众神乞求宽恕而成为永远的受难者。

为什么要向不义乞求虚伪的希望,我绝不乞求!

我的罪只因我是一名写作者,意识到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在不公正与政治恐怖之下,当别人选择了合作与缄默时,我表达了并坚持己见,这才是我在生活中连遭打击的真实原因。

在腐败与潜规则真正统治着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时,在恶势力、不宽容、不正义已渗入国家基石之中,司法不再是(它曾经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相反,成为最凶恶的戕害者、绑架者……我不知向谁控诉?

19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埃米尔·左拉曾发表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法国政府的反犹太政策,为受迫害的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声言、辩护。百年后,我既不知谁会为我辩护,也在诉讼的道路上彻底迷茫——我应向谁控诉?

权力不愿对自己纠错,权力蔑视自己制定的规则——法律。这是一种罪恶,它扼杀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最后的幻想;这是一种破坏,它破坏集体并使集体变质,也使人心经历劫难。与幽暗深邃的人心相比,那些台面上冠冕堂皇的争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领教了某些人的不善良,那些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地狱。他们可以诬陷扶起自己的好心人,也可以在暗中拿钱充当耳目和打手。

谁信守道德,谁就成为受损的一方;谁秉持良心,谁就成为受难者。

“永别了,希望;永别了,恐惧;永别了,悔恨……恶,让你成为我的财产。”这是受凌辱的无辜者发出的呼声。



安然
2013521日星期二



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微电影记录的“第二历史”




文/安然

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卓有成效的文化批评,“东方主义”指的是一种通过编织、想象、建构他者形象以控制他者的知识权力,它不仅指向西方人对阿拉伯伊斯兰的敌视和控制,也适用于其他符合此类特征的形象建构和支配权力。相当多的中国人看西域的目光中即充满了东方主义,在历史层面,人们至今的想象还停留在张骞、班固和玄奘和尚的讲述上,而对那里的民族和文化的古老传承一无所知或有意忽略;在现实层面,人们则为“熟悉的陌生人”贴上各种标签:能歌善舞、小偷、切糕、极端、恐怖、分裂……




微电影《Battle》试图摆脱东方主义的固有视域,把镜头鲜见地推向边缘,对准那些流入城市在底层存活的少数族群成员身上。与那些强调“正能量”的主旋律电影相比,《Battle》略显残酷,它是对现实多样性的一种展示,而天朝向来不给带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片好脸色,此片在墙内消失已久。

父亲进程看望儿子,无意中发现儿子背上所刺的“Battle”字样的纹身,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宗教的背叛,会因而失去上天堂的资格。父子反目,儿子负气出走,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边徘徊,而这引发了警察的注意,在盘问中双方起了冲突。

《Battle》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族群现实的艰难倒是填平了父子间的隔阂。在火车开动前一刻,儿子跑来送行,并揭起外衣让父亲看那一处已被清洗掉的鲜红标记。

这一幕自然让人联想到所有少数族群成员身上所背负的沉重的民族标记。在一个将民族意识略同于大汉意识的国度里,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多一重阻力。在行政、司法、执法机构内部普遍存在着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排斥和不公正现象,这也是我多年来目睹和亲受的经历。
短短30分钟的《Battle》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现实远比故事复杂。

某某民权领袖又被软禁在家,某些人集体失踪在呼啸的春风里……信息像火箭一样在脑中乱飞,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是最后的斗争。无奈中想起鲍勃•迪伦在1963年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集会上所演唱的那首《Blowin’ In The Wind》,低回的旋律,过目难忘的词句:

一座高山能屹立多少年,
在它被冲入大海之前?
那些人究竟还要等多少年,
在他们重获自由之前?
一个人要多少次转过头去,
然后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
……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
才有可能重见天日?
一个人要长多少只耳朵,
才有可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究竟要牺牲多少条人命,他才会意识到
已有太多人白白死去?




《成绩单》的导演是维吾尔人,作为一种主体身份的发言,作品温情有余却缺乏批判的力度。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常见的姐弟情深的故事,只是由于被设置在传统的西域乡村,才获得了独特的美学意义。那种美,是在尘土中开发出的芬芳的玫瑰,对热爱那个民族、迷恋那个文化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花帽、头巾、驴车、刺绣,活人欢喜的巴扎(市场)与死人归隐的麻札(墓地)……大量的维吾尔元素被集纳进了画面,赋予那片荒凉之地以诗意的气息与神性的内涵。直到那座有四个宣礼塔的清真寺出现,我方确信了自己的猜想:这是在火焰山下的吐峪沟进行的拍摄。

吐峪沟的人们拥有一些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他们是在民俗学“博物馆”中生活的村民,也是在压抑中信守宗教记忆的人。随着政治的禁令出台的愈多,我愈想强调后者。

如果告诉专制与物质主义者——七个圣人和一条狗在那片土地睡土时,他们一定会加以嘲笑。除了纵情玩乐,他们还相信什么?在他们那个相互欺骗的世界里,确实也无从信仰了。但伊斯兰世界的人相信,著名的霍加木麻札就在不起眼的吐峪沟,不仅有短暂的今世,还有再次醒来的那一天。

即使专制者以现代化的名义毁灭了一切,如果米兰•昆德拉所言的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斗争仍存,那就还有醒来的那一天。

回到《成绩单》设计的那个略显突兀的结局:在经历了一番柔弱的抗争之后,不愿出嫁的姐姐以另一种方式离别了弟弟:死亡。

《Battle》中的男青年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却陷入无法融入的困境。《成绩单》中的“姐姐”割舍不下家中的“弟弟”,最终也难以摆脱“离开”的命运。两部影片利用欲望化的都市与难以为继的乡村中的两类形象暗示了这样一幅时代图景:一种强大的主宰性的力量在将人们驱离自己世代生息的家园,令他们流散在大地上,成为没有希望与出路的孤儿。

透过光与影的缝隙,我们看到那个被遮蔽的世界的一角。受困于一种不自由的语言的人们无法讲述更多,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成为美的妖或丑的魔……这就是那些信徒们的宿命吗?

当不幸的人们慨叹多舛的命运之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绝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命运”,而是人间不义的伪神所制造的政治命运。

少数族群常有“二等公民”之叹,在查克拉巴蒂提出的第一历史(History 1)与第二历史(History 2)的概念中,少数族群则为划入第二历史的特殊陈述对象。对少数族群的不公义是社会之耻,是一个鲜花着锦、烈火蓬油的社会中看不见的癌变。那些试图迫使少数族群的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噤声的势力应该明白,第二历史与第一历史互相映照、相互纠缠,强行忽略第二历史的结果只能是令社会驶入历史的暗河。




2013年4月4日星期四

“弱势的美国”加剧了危机






我曾在Twitter上提到小布什将美国拖入十年“反恐战争”,不仅导致西方整体性的衰退,还成就了一个真正恐怖的帝国。这个帝国由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操控,对内愚民,对外好战。若有一天核弹真的落在美国本土,美国人应问责小布什,为什么将枪口对准影子一般的恐怖分子,而对金氏朝鲜视而不见?!

其实,介时将被问责的还会有奥巴马先生,人们不会想到他接手的是一个“弱势的美国”,自己也是一位得不到国会支持的“弱势的总统”。

正是弱势的美国、弱势的奥巴马让世家公子们都以“斗士”自居了。他们正以轮盘赌的方式大玩战争边缘攻势,连叙利亚的阿萨德公子也有咸鱼翻身的执念。



阿萨德政权可以向和平示威的集会开枪,也可以用重炮和飞机把反叛的城镇变为千疮百孔的人间地狱。他的东方同志则怀揣核弹扬言进行自杀式袭击,全然不顾将为本国人民招致的灭顶之灾。残暴是他们的资本。

对于那些惯用流氓手段维护家族或集团统治的政治世家,我无一丝一毫的敬意。美国也非我心目中真正的人类救星。但一个“弱势的美国”让政治流氓们有信心通过民族主义的战争动员加强对国内民众的精神与制度控制,实现蠢不可及的危机转嫁。

我想到赫尔曼•戈林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的一段堪为经典的专制独白:

“人民当然不想要战争……然而,毕竟是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决策,而且,将人民拖曳向前总是件轻而易举之事……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正遭受攻击,并谴责那些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精神,将国家暴露在危险之中。这在任何国家都同样奏效。”

新的轴心与新的绥靖政策同时悄然出现,人类的命运又一次在十字路头徘徊。

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怯者的道德与凯末尔的宽恕


文/安然



一个身份证上标明“维吾尔族”的中国公民杀了人,大家就以“非我族类”的心态群起而攻之;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杀了人,大家便物伤其类,为其大鸣不平,说是该研修生是遭了日方资本家的奴役而愤然杀人的。这是典型的双重道德!





然而,这样的双重标准在中国又是屡见不鲜的: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与人发生冲突,是要被拘留的;而新左派的人物无论是掌掴老先生还是玩飞刀,都会被执法机关天恩开赦。

这样的双重标准必然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对立,裂痕既表现于思想领域,也触目惊心地显现在民族的沟壑上。





那些以阶层、主义、民族之说将自己和别人圈进各种“部落”之中的人常有一副怒目金刚的扮相,仿佛十分英勇。但若细察其言行内里,也不过是流氓的把戏:遇弱则强,遇强则弱。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鲁迅此语,国人大概淡忘了,但却使我想起一位勇者。若没有他,败亡的奥斯曼帝国连其本土也无法保全。是他力排众议,废除了名存实亡的哈里发制度,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宗教阶层,至今訾议不断,却为土耳其开创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他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士克(Mustafa Kemal Atatük,1881—1938)。

1915年一战中,英法联军试图攻占土方的加里波利半岛,其统帅为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丘吉尔。但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战役中丘吉尔没有令50万联军大获全胜,却在付出阵亡三万多人的代价后下令联军撤退。当时驻守在半岛上的便是凯末尔。

对土耳其来说,这也是一场惨胜,土军共有八万六千多人阵亡。但胜利者没有永久地抱持着仇恨不放,土耳其与英国、法兰西之间也没变为世代的仇敌。

因为,凯末尔选择了宽恕与友好。他将加里波利战场改建为土耳其国家公园,葱茏的山岗上既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也埋葬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纪念碑上刻有凯末尔写于1934年的诗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长眠。

与穆罕默德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泪眼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的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凯末尔是一位能够将人类视作一个整体的伟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一个民族懂得爱、自由与宽恕,才能让他的人民和邻国人民享有长久的和平,并将它们带向真正的现代化。




留证:


新疆库尔勒致5死7伤持刀行凶案告破

http://news.sina.com.cn/c/2013-03-14/205826534362.shtml


中国研修生在日行凶疑因被当奴隶对待

http://my.tv.sohu.com/us/19892923/53394909.shtml

2013年1月28日星期一

读2013年1月24日的《南方周末》


 

/安然

 

这几周,我恢复了购买《南方周末》的习惯,以一种微不足道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即支持一份颇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报纸。

关于"知识分子",我几乎无法从脸谱化的汉语语境中找出一种严肃而准确的定义,在关于这个词的相对应的描绘中是"臭老九"还是缩水的"公知"更能厘清问题?

在此处,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的一段论述有着针对性:"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

以如是理想的知识分子观观之,南方报人是有限的知识分子角色。但即便这样,他们的决心、勇气和使命感仍在不久前民众的热烈声援中得到了宽容的认可。

作为生活在天朝之内的一名知识分子,我参与了这场声援运动,知识分子的这面大旗不应也不可倒下。当权者有能力打击甚至彻底击败知识分子,就如史上的焚书坑儒,党锢之祸,东林喋血,反右运动那般。凡胎肉体的知识分子本身软弱无力,却代表了一种精神,或曰"浩然之正气"。知识分子的溃败,知识分子精神与职能的弃守,必然导致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和丧失,社会的动荡也就为期不远。想一想错乱的秦末、汉末、明末以及文革梦魇中都发生了什么吧。

如果南方报人仅是一般意义上忧国忧民的国家主义者,在我这已具自觉意识的少数群体成员面前也便显得黯然。长久以来,我一直能从南方的自由主义者那里感受到善意,在他们身上时常有普罗米修斯的魂灵的示显,一种为全人类的普适的献身的精神,比如那篇导致长平挂冠而去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如果底层关怀止步于那些少数群体前,那这种"关怀"也便残缺和不真实。当少数民族只能以华服丽装、载歌载舞的固有姿态出现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中,而在现实里反遭虚化;当少数民族不能像多数民族的成员那样吁求理所当然的公正,少数的权利、认同、语言被一一否定,而主流制度机构没有严守中立,在或明或暗地偏向多数群体的利益和认同时;少数群体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主感受到伤害,便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的社会不能称之为健康。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里,少数群体的权利主张会被视作对国家构建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公正的回应,这不但不会损害统一的国家认同,反而是对失衡的国家构建的一种有效补救。

2012,世界没有像预言中那样轰然结束,但这个日益逼仄的世界却常常给我即将结束的感觉。

别了,沾染了太多愤怒与绝望情绪的沉重的2012

20131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写作"一版上我读到两篇文章:《大毛拉摆擂台》、《我的父亲马三立十周年祭》。

与那位在天津卫说了一辈子相声的回族老艺人相比,运动健将大毛拉可谓是昙花一现、默默无闻。新疆作家周涛用一篇笔力老道的散文重现大毛拉平凡生命中最辉煌的一瞬,亦可谓用心良苦。那张报纸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如此几天过后留在我心底印象最深的不是大毛拉在擂台上的矫健身影,而是在他落拓南疆小县十余年后周涛的一次探访。昔日不苟言笑酷似政治家的大毛拉竟已如跑堂的一般卑微。

"自古而然,虎落平川被犬欺,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但是他还是不服这口气,自古而然就是应该的吗?他最后当着大毛拉的面对两个体委领导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们算什么啊,只不过是苍头小吏,他——大毛拉才是人物,那是大英雄啊,千万人里不一定出一个的大英雄!善待人家吧,也算对得起那个五千年的文明!'

两位领导听了,愣住。那表情是'怎么不对路啊'。"

这不对路的一番陈辞重又拉近了我与这位有棱角的新疆作家的心理距离。75过后,看过他的一篇文字,那真是霸气外露。我想提笔抗言,却又无端放弃,那可是写过《哈拉沙尔随笔》的人啊。

正如老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一切民族的史诗的崇拜者。他善于记述那些消失在大历史视野中的人们。在《哈拉沙尔随笔》中,他写出了一个民族的忧郁,也写出了这个民族灿若红花的血气。

"爱整洁,爱花。回族人即使是被追杀得十之不剩一二,从他们的故乡河州、湟水历尽艰辛、受尽冤苦来到这焉耆,也不肯苟且地生、肮脏地活……这是一支怎样顽强地热爱生活的人们哪!血一样鲜艳的红花灿烂盛开在每一家回民的庭院时,花便不是一件仅供观赏的玩物,而成了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令人钦佩的生活态度!"

面对这位身兼中国传统侠义精神和现代人道主义情怀的为文者,我只能够高山仰止,无复以言。此时,在一个少数民族被媒体普遍漠视或脸谱化的时代,《南方周末》选择这样一位作家的新疆往事题材的动人随笔刊登,其中的喻义也应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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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由律师打人所引发的思索


@平安北京 : "1月13日17时许,作者李承鹏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遭到一名购书群众掌掴。海淀警方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打人者带回派出所审查。经审查,打人者尹某,男,山东人,自称因反感作者所著新书内容,遂
借签名之机动手。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开展工作。"

在当下的中国,像李承鹏这样通过网络平台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见解的一批作家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安危自然也牵动人心。事发不久,即有人通过现场照片辨认出了打人者,并公布了他的姓名、职业以及工作照。还有事件亲历者指责 @平安北京 的描述避重就轻,打人者击中的是李的太阳穴这样的性命攸关的身体部位,不是一记耳光可以开脱。关于打人者尹某的信息中,有两条极为重要,一是他曾为山东某律师师务所的律师,这一说法得到了该所确认;二是此人还曾在著名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过文章,据此想来也应是一位颇有思想的意见人士。

中国人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普遍重视自己的知情与话语表达权利。但是,如果不能像保障自己的话语权那样,保障对方的话语权,那么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特权。"特权"有违公民社会的平等原则。在公民社会,一个人不能因为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就殴打别人。"即使我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 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在十八世纪说出的这句名言依旧可以用来为今日的中国人启蒙。

打人事件发生后的当夜,有法律人在微博上半开玩笑的感叹道:"以后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律师了。"众所周知"打人"违法,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属于一种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违法行为。如果一个人因为进行了思想上的不同表达便会为自己招来对生命权的一番暴力侵害,那还谈何宪法所保障的出版与言论的自由?这些法律上的常识对一位律师而言不应陌生,但为何他又"该出手时就出手了"?如果连法律从业者都对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那么,此国的法治生态就确实令人深思了。

据说中国的律师人口多得出奇,已如GDP一般,仅次于美国,坐上世界第二的交椅。但数一数二的经济总量并不能让中国人在电视镜头前轻松地吐出"幸福"一词,庞大的司法体系与律师群也未缓解全社会因公平正义的缺位而产生的焦虑。否则,人们也不会宁愿冒着被劳教的风险去上访,也不信法。法学家冯象先生曾作《中国要律师干吗》一文,对"三陪律师"、"贿赂竞赛"现象既不讳言又很无奈。在司法领域的权钱交易一点儿也不比其它官场少见,如果说在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中,法官有不得以的苦衷,那么在一般民事案件中拷问的就是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人个人的道德良知与专业素养了。

但这两年来的诉讼经历让我对此不敢恭维。律师只在意那四千块大洋,法官就连合法的诉讼程序也是能剩就剩……

追问中国问题就避不开对国民素质的诘责,当听闻到那些"司法独立"的呼声时,种种往事历历在目,心中自会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怀疑。当然,我也无意为权力开脱,因为低下的国民素质也是自古以来的文化愚民的恶果。秦虽二世而亡,但秦相李斯提出的禁书禁言以愚黔首,却成为中国最富生命力的政治传统之一。

"蒙昧从来就是控制严密的国家施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伏尔泰在《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一书中如是说。

在一个蒙昧的社会里有两种人永远是历史的主角:贪官与暴民,两者相生相克,同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贪官与暴民进行着无序的斗争,因为两者都是专制的非理性产物,也就不会想到去建立一种理性的斗争秩序。二者总在一场零和游戏里面,同归于尽,然后重新开始。

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史是其最生动的写照。这也是近代政治文明无法从天朝内部自发产生的原因。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何谈建立全社会的共识与理性?一个敌视理想的国家也终归没有前途。

"禁书禁言"让社会付出无理性的代价,毒害了民众,也葬送了王朝。今人若依然不愿为社会培育理性的力量,而迷恋无知与恐怖的力量,则殷鉴不远。因为恐怖无法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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