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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15年7月14日星期二

朱元璋的回族子孙



文/安然


细思西关一带的古建筑,那些躲过了战火或政治劫难——现存的,和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许久,如今常常被怀念的,竟多有明代的影子。

明代,恰是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关键期。同时,自明开始,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期步入了一个每况愈下的衰亡阶段,统治者不复盛唐的胸襟与气度,严重缺乏文化上的自信与安全感,表现在少数民族事务上便是推行“禁胡服、胡语,禁本族自相婚嫁”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这造成中原腹地的色目人集团及其文化濒临合法性消失的边缘,如何调整,以在政治与文化上适应新朝,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此时,一个崭新的回回民族从色目人集团脱颖而出了。站在鼎革的废墟上,他以其信仰上的执着与文化上的融通成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就回族传统的清真寺来说,便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建筑形制,比如多拥有牌坊、影壁、庭院、垂花门、望月楼、南讲堂、北讲堂、邦克楼、碑亭、石桥、图书馆、埋体房等。


济南清真南大寺正门

以济南清真南大寺为例,其座落于永长街南端的正门便是一座具有明代风格的券门,亦称无梁殿。

无梁殿出现于明朝早期。明清两代,随着砖结构的应用与推广,砖砌拱券有了较大发展,无梁殿就是以砖砌筒拱为主体,上履以传统的瓦屋顶构成的砖结构建筑。
无梁殿多应用于宫坊、道观之中,如北京皇史宬、白云观,南大寺的券门虽规模逊之,但拱券结构一脉相承。

记得某个夏日,我站在寺门口与一位阿訇攀谈,抬眼看见寺外面有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女孩正在影壁处盘桓。可能是发觉我们注意到了她,女孩终于走了进来。

“道长,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们一愣。
女孩欲言又止,上下打量起我们两人。
“这里是道教吗?”
也许是我们诧异的表情和头上的白帽让她明白了什么,我们也赶忙向她解释。
听完,女孩匆忙离去。
那个背影,那次误会常令我玩味不已。

也许,伪饰是专制压力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但外貌上的绝相类似,的确会带给人许多的亲切与认同感。


北京皇史宬



白云观

朱元璋本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见《喻中原檄》),其所谓之中华,以排胡为目标建立,具有浓厚的种族色彩。作为胡人之一种,回民与朱明王朝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但历史证明,双方成功超越了文化差异,有明一代,二者不仅相安无事,而且在清初的“反清复明”运动中多有回民的身影(如以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反清起义,便拥立了明延长王朱识锛)。

而且,历史有着更惊人的一幕,作为汉民族主义者的朱洪武,在明亡入清之后拥有了一批回族子孙。

民国时,西关的回族缙绅朱蕴韬的家族便自承朱明遗脉。那是一个公开身份的时刻,在此之前三百年的时光里,在西关的沉沉屋宇间,曾掩藏着一座神秘的朱家花园。

传说,朱家花园是一座别具匠心的土木古建,其间的柱梁不饰漆色,以素木示人,代表着花园的主人对前朝的一种不便明言的悼亡伤逝。

这座“朱家花园”占地约30余亩,有大小13处院落,房屋120余间。其主体建筑朝向正北(注意其朝向),由南而北为上房、大院、南客厅、月台、中心花园、北客厅、太湖院、清真寺(有大殿、水房、讲堂)、库房等,东西两侧还有住房、厢房、小花园、窨子室……

这哪里是一座“花园”,又何止是“明代的影子”,这“花园”里分明藏着一个分庭抗礼的“小朝廷”!

这支朱明遗脉是何时隐入回民聚居的西关,又是由于怎样的机缘成为了虔诚的穆斯林?历史迷雾重重。

仿佛只有从那块匾说起——

在南大寺的大殿抱厦里悬挂着一块蓝地金字的匾额,颇有几分皇家气派,题匾人也果然不同凡响,落款“宁阳王 崇祯十三年”,匾额上只有两个大字:

清真”。




此“宁阳王”何许人也,“崇祯”的年号又立刻让人脑海里浮泛起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

明代不只一位“宁阳王”,而且,都与穆斯林相关,如宁阳王朱载垿曾捐资修建大名鼎鼎的青州真教寺(据青州地方志和《青州真教寺建寺碑》),这位偏爱回教的王爷的封地宁阳如今也多朱姓回族。但匾额的主人并非这位“宁阳王”,朱载垿薨于天启二年。

我的目光停留在了第二位宁阳王朱由椅身上,他的结局更是给后人留足了想象空间。

崇祯十一年,满洲八旗铁骑曾绕过北京南下,攻破济南府。史载,身在济南城中的德王朱由枢及其子郡王朱慈颖、奉国将军朱慈赏皆被生擒,押解关外。而藩邸同样设在济南城内的宁阳王却“不知所踪”!

两年后,宁阳王朱由椅题写了“清真”二字。

越四年,明亡,宁阳王朱由椅又一次在历史上失踪了,这一次是永远的“不知所踪”……

小时候,当我听说“朱家花园”的故事时,一座纺织厂正在它的旧基上日夜轰鸣,一部传奇早已烟消云散,在南大寺的那块匾和“朱家花园”之间那一条被刻意掩埋的草蛇灰线被历史彻底斩断。

于是,光阴里总有许多不解之谜。谜底,或许在不为注目的细节处,或许还有更多的细节停留在史料里有待后人的梳理,或许,那是一条无尽幽暗的路。

我只是在一番前因后果的联想后,哑然失笑。

人世间种种恩怨交织如乱麻,当权力从昔日的凤子龙孙的手中滑落,在明代三百年的统治里失落了自己的母语、服饰甚至容颜的西关人却宽厚地接纳了他们,这其中,谁是胜者?

“谁是胜者”——这个话题让我再度想起阿尔罕布拉宫石壁上那句箴言,它以无处不在地重复,警示人们:没有胜者,惟有那至高、至美、至容、至善的永恒在者。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八里庄南里27号札记(The notes at Lu Xun Literature Institute)









当我们站在尘寰的路口,回首往日时,才会发觉时光的匆匆。而面对飞逝的时光,脑海里一时间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些朦胧的感觉、色彩或音符,八里庄南里27号便是珍藏在生命里的一份暖意、一抹碧绿和一曲雅音。
在曾经回响于这座小院的雅音里,李一鸣先生首屈一指,他款款深情地讲演首先温暖了我。开学伊始,面对台下的五十六位学员,他以散文家特有的隽永风格将鲁迅文学院形容为“远离红尘与喧嚣的一方净土,院门外面是生活,院门里面是文学”,他将在座的少数民族作家比作“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建构者、代言人”,谆谆告诫:“你们是这个民族的文学代表,不止代表你一人。”
在介绍鲁院的情况时,李先生回顾了这一文学机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央文学研习所”到1984年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所走过的历史历程。
“鲁院姓鲁迅,名文学,姓鲁迅便有鲁迅的性格、风骨,名文学便是以文学之名相聚在一起,一切以文学为圆心。”
李院长在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话语让我对从6月10日开始的生活燃起了新期待。



“少数民族”在我身上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标签,我关注这一群体,特别是文学领域。因此,我格外看重来自《民族文学》的石一宁老师的那堂课。
石老师先以天下大势开场,他说当今世界出现了两股相逆的文化潮流,一是文化趋同化,一是文化回归。文化趋同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更多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灌输。与此同时,各国各民族中间都出现了文化回归,“对文化的千篇一律的抗拒源自一种人性的本能”。
就中国来说,以国家意志和体制力量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是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需要。其次,也是为了维护文化多样性。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一种高度的人类共识,已成为很多国家的文化政策。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石老师先后对近年涌现的十几篇少数民族文学佳作进行了文本细读。在这诸多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名为《神授》的小说,因为自此,关于藏地小说,我不再只知阿来,而又多了一位优秀的藏族小说家——次仁罗布。
小说讲述色尖草原十三岁的牧羊娃亚尔杰被天神选中,忽然口吐莲花,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像融化的雪水,涓涓流淌。此后十一年,他走遍草原各处说唱格萨尔王。直到有一天,拉萨的研究所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城市,专门录制格萨尔王传。失去了广阔的草原,在逼仄的办公室里,没有牧人的倾听,只面对着录音机,亚尔杰陷入了压抑与苦闷之中,以致说唱难以为继,似乎神灵已离他而去。当他决定重回草原寻找灵感时,却发现故土已经不复往日模样。
我之所以对这部小说念念不忘,还在课后找到小说原文进行阅读,并非只缘于故事中的边地风景、魔幻色彩,令我产生情感共鸣的还是小说的主题——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物质主义的盛行与精神的衰落,以及那些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类个体在面对民族共同体的解体、强大的外在力量时所产生的焦虑与抵抗。
米兰•昆德拉曾说,“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故事而展开。一旦小说放弃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如果小说《神授》的结局仅是一曲民族的挽歌,便落入了常见的俗套,但作者在结尾处为未来设伏,再次彰显主题,暗示古老的神灵可能再次降临,因此,信念并未死去。
当心情抑郁的亚尔杰重返旧地,在玛尼堆前遇到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少年告诉亚杰尔,自己在此等了八年,就是为了等侍神授,并以此走向繁华的都市,过上亚杰尔一样的生活。
在摩托的轰鸣与狂躁的音乐声中,消沉的亚杰尔与少年之间有过一番对话:
“我们还等吗?你问。
一定要等到啊!我坚定地说。
草原上的人,现在不愿意听格萨尔王的故事了,他们喜欢看电视。你说。
那是他们的事。我渴望被神授。我回答。”
这里体现的便是人的内在动机的坚韧与强大,作为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有多少渴望,这世界便有多少可能性。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我并没有一种非此即彼、非错即对的评判,我也不能否定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欲望在世间始终有它的合法性。只是如何在追求物质的时候不丧失精神,才是值得所有人进行思索的问题。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老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和现状的介绍,论述全面而深入,使我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卓有成效的创作所构成的那片绿意盎然的文学景致,有了一次整体性的观览。



吉狄马加的课是后加的。
来北京之前,我只知道他是彝族诗人,现在,我还视他为一面旗帜。
他主讲的题目是“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树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
这是我听得最提气的一堂课,一扫心内的阴霾。
此前,微信群内便有民族虚无论的声音,仿佛文学没有边界,写作便不必执着于本民族,这样的论调由若干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情感淡漠的作家提出,更像是高蹈的遁辞。我只是生闷气,冷眼旁观。
在这一次的课上,吉狄马加明确提出,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有两个指向,一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二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凡文化自信都是建立在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深入了解,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的理性认知上。
他从多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先后谈到中国文学、苏联文学、东欧文学、美国黑人文学、非洲文学、拉美文学、犹太文学,令人惊讶的是吉狄马加对文学史上的那些著名人物与作品每每随口道来,如数家珍一般。
他还向年轻作家传授创作经验,指出他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参照系。
没想到最后一天的两堂课,竟是异彩纷呈,抵达了高潮。



我有个毛病,就是凡是听到妙处,课后便要心痒难忍地夸主讲人几句。
我夸邱老师的话是“最快乐的一堂课”,邱师回答的也幽默:“我本来就是一说相声的!”
其实,邱华栋是典型的少年天才,在他的履历里有这样一笔:“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
听说邱华栋这个名字是从《人民文学》上,坊间流传他是中国作家里读书最多的人。
这一回,他早早就给鲁院的民族班送来一份长长的书单,一看之下,多有关于西域之书,如《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三十二种 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的《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 商务印书馆)、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 (商务印书馆)、陈序经的《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出版社)、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鲁保罗的《西域文明史》 (中国藏学出版社)、沈苇的《新疆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马健的《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兴衰》(商务印书馆)、蓝琪的《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商务印书馆)、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社科文献出版社)、陈舜臣的《西域余闻》(广西师大出版社)、卡德尔•阿卜杜拉 《大巴扎》(人民文学出版社)、奥尔罕•帕慕克的《雪》(世纪文景出版社)、马里奥•莱维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童话》(上海文艺出版社)、阿拉提•阿斯木 的《时间的孩子们》(作家出版社)、帕提古丽的《百年血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这下,正中下怀。
邱师几乎对这每一本书都做了点评,令人在叹服其博闻强记之余,又沉浸于他风趣的语言之中不能自拔,两个多小时的课程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尾声。

鲁迅文学院第18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共举办讲座十五场,主讲人皆是饱学之士,所讲内容都很精彩,又各具千秋!
立于北京,我获得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大视野。
是为记。




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合影,吉狄马加是著名的诗人,大凉山彝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