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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09年9月12日星期六

种族迷信

 

文/安然

 

在中国名为自治的民族地方,实权无一例外地操控在汉族书记手中,这在相当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认为是防止分裂的理所当然。尽管团结的口号脱口而出,但从权力塔尖到无权的底层民众中间普遍暗藏着对少数族群的不信任感,不信任的背后是汉族人对自己的大汉种族的一种近乎狂热的迷信。这样的情形在新疆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喀什周边的维族村子里的小小村官也要从城里的兵团汉人中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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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灵魂深处的一种归属感,正常的民族感情是美好而受到尊重的。但当情感变为主义,并发展到需要排外的地步,就不能不令人警惕地察觉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存在着一丝令人忧虑的病变。

中国大概忘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如果没有维吾尔人的助力,就会面对国民党汉人部队和回族“马家军”——骑五军的坚决抵抗。正是当时那些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召、对苏联对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革命充满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维族精英——“三区革命”一方对自己的异族同志中共真诚地欢迎,才迫使旧军队背腹受敌,不得不选择和平。

在新疆的党史著作《新疆往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秘闻: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力促新疆的维族和回族这两支穆斯林力量的联合,以便在东土耳其斯坦重建回教政权。无奈那时早已倾心红色革命的维族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不屑一顾,而且为示好北京的汉族同志,决定集体赴京共襄开国大典。诡异的是苏联专机半途在贝加尔湖上空意外失事,伊犁三区革命的精华悉数陨落。未在此架飞机上的赛福鼎·艾则孜,则有幸得以走完自己余下的曲折坎坷的半个世纪风雨路。

据说“杀回灭汉”的口号惟一一次出现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伊犁起义者中间,后来每逢动荡,就多有人借此谣传离间。这种有些不可思议的仇怨可以追溯到那位极赋军事天才的尕司令(“尕”为西北土语,即言小也)马仲英身上。这位在上世纪30年代突入新疆本为救援哈密维吾尔农民起义的回族少年英雄,在与盛世才的混战中,阴差阳错地跑去南疆替自己的政治对手灭掉了两个疆独政权。“儿子娃娃”,还是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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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娃娃”马仲英

所以,当我开始自己的南疆之行时内心是忐忑的。但我毕竟是一个托靠真主的宿命主义者,我相信真主为我安排下的命运之路。假如他让我死在维族人手中,我也毫无怨言,我是愿意安眠在自己的西域祖先的热土上的。

挟着一股壮士一去兮不复反的悲壮,我一头钻进新疆文化的腹心地带,之后感受了她昨日的繁盛和今日的落寞。

在库车的乡间小路上,我头顶回民的白织帽,踯躅流连在冷清的维族村落里、颓败的麻札(墓地)建筑旁,脚下升腾起滚烫的白色尘烟,仿佛一位苦行僧正在游方,要用脚步丈量这块让他魂牵梦绕、不忍离去的富有神性的西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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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辆充作公共交通工具、坐满一车花衣妇孺的三轮摩托颠簸着从我身边驶过。我在后面好奇地目送着她们,车上也有人回望着我。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车人在不远处的白土路上停了下来,车上还有人向我招手,要请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过客搭顺风车。可我这个异乡的“熟回”并不是你们的同路人啊,我只得大声道出塞俩目与那车多情的维吾尔人挥别。

在那轮热情似火的南疆日头的感动下,多深的种族偏见都要冰消瓦解了。

中亚圣城——喀什噶尔最后加深了我归乡的冲动。我不仅独自一人拐进民居深处的小清真寺,做黄昏时分的礼拜,然后随便坐进一家餐馆吃上一顿拌面。还在老城的中心——艾提尕尔清真寺里融化在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中间激动地聆听那听不懂的布道,随着众人集体向着西方——麦加的方向行礼,主麻的聚礼结束后穿梭、漫步在清真寺外的广场人群中……那神醉般的精神体验以后回忆起来,那年像是经历过一次朝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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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说那些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维回人物的下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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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革命领导人乘坐的那架专机估计是沉到冰冷幽暗的贝加尔湖底里去了,随之没入水下的还有他们不再为人提起的大名。当年主政新疆的张治中一听到三区革命政权的首脑阿合买提江的名字就如五雷贯耳,头疼不已。在与国民政府委派的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谈判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佩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胸章进入会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对。但阿合买提江此人精明强干、才思敏捷善于应对,中间又有俄国人往来调停,张老只得恨恨作罢。轶闻少有人知,人们知道了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与我党合作者才是实打实的“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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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个人魅力的阿合买提江(注意到他胸前的那枚星月勋章了吗?)

 

曾经“狂悖无礼”的阿合买提江的死似乎正应了时下愤青们的一句口头禅——“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还有句话,他们倒不一定知道了: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庄子》

骑五军的上万回回铁骑在军长马呈祥(马步芳的外甥)临阵脱逃后,也和平起义啦。史载其中有些人降而复叛,旋被我征西大将军王剿灭之。在疆无事与南门老回回闲话古今时,有人告我:那些回族军人被五花大绑走向城外的刑场之际,沿途有迪化回众围观,人群中间爆发出“念啊,快念啊……”的催促声,一干将死之人闻声,纷纷如梦方醒,大声念诵起清真言——那是穆斯林生死之时向死神所作的坦言。

余虽铁石心肠,想及此情此景,亦不能不为之落泪也。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

沉默就是胁从 批评不应停步

 

文/安然

 

这些内容是我不愿意公布的,我宁愿它只是宣泄内心怒涛的一次日记。不止一次地劝慰过自己:宽容一点,后退一步。狗咬了人,人不应该再去咬狗。

可深夜偶见的一条推文让我变得忍无可忍:“上海一网友在火车站附近被哈密瓜扎针 //全国各地很快会掀起围剿维族的群众运动”。当殖民主义思想的鼓噪小丑开始罔顾常识造谣时,沉默就是在胁从犯罪,就是在静等下一个奥斯维辛时代的复临。因为历史总是让人无奈的相似,就在71年前的德国某夜曾爆发了一场纳粹民众袭击全境犹太人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而之前在德国人中间以半公开的方式口耳相传的反犹流言无疑起到了毒化德国人的心灵和为集体暴行作储备的作用——“不幸的德国少女被犹太色狼强奸了!” “你知道吗,犹太教搞‘祭祀杀人’,血腥的很呢!” “昨天有十个犹太人当街施暴被抓住了!!”(详见《希特勒的20条军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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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同样以屠杀四夷毫不手软、满身血污地从历史深处走来,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它的异域兄弟——“纳粹主义”。但汉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地位却比纳粹主义优越得多。在权力者眼中,它即使不是无害的,也是可资利用的一种民众情绪。在有着全世界领先监控技术的中文网络上宣扬大汉族主义的网站、帖子满天飞,俯拾皆是,却没有听闻一个大汉族主义者因自己的过分言论被工作积极的网络警察请去“喝茶”。去年更爆出汉网版主“大汉之风”掌掴在“百家讲坛”讲说满清史的著名学者阎崇年的新闻,语言暴力得以具象化。事后,打人者只是被警方以治安理由处理,并未深究他的种族问题。但在德国,宣扬纳粹主义的言行本身就是一种罪。

相反,在中国致力于公民意识启蒙和代言少数民族者却被当作“异议人士”对待。前不久,警察在约谈我时就“含蓄”地提到了“煽动民族仇恨”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成员如果要想站在污名化的大合唱对面,为自己和其他弱势族群辩诬,就会时刻面临着各种套用的政治陷阱和圈套的迫害。在辩论或对话中,具备发言条件和知识能力的少数民族成员本来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一只平时看不见的背后政治黑手又时刻准备“拉偏架”,也就难怪那些“炎汉苗裔”敢于在网络上面猛爆粗口、大泼脏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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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我反而让我受宠若惊,因为那让我显得重要。

 

这句话是我在《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Said)》中读到的。这本书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最后数年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系列访谈的汇集。他也是著名的“巴勒斯坦之声”,伊斯兰东方最有力的辩护人。他那本对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在文本中扭曲呈现阿拉伯的传统进行批判的名著《东方学》,启发中国学人沿着他的批评实践在西方文学中寻找、扑捉关于中国、中国人的刻板形象。可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实际上在911之后又一直炒作着将穆斯林进行妖魔化的西方霸权话语,动辄将国内穆斯林民族指斥为“极端、暴力与蒙昧的原教旨”,如此拾人牙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人可笑又可叹。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传播者与鼓舞人,为此他遭到了美国流行报章和亲以派的口诛笔伐。可他面对“围剿”时表现出的风度与无畏态度,点醒了我。当那些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者在维吾尔在线看到我的文章,见仍有人敢冒中国之大不韪,替那些已被权力者定性的弱者说话时,恼羞成怒,扬言要送我一颗子弹。我应学着历史上所有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样子对威胁付之一笑:谢谢你们的美意,那颗子弹或许会让我成为一个黄皮肤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马丁·路德·金”——也未可知。

种族主义者惧怕一介文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揭露,但除了像泼妇骂街一样满口污言秽语之外,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反驳。这些人如此慌不择言,一面暴露出这些大民族主义的走卒具有像他们的主子一样的专制性格:对那些因意见不合发生冲突的人动用肉体消灭的极端行径——他们怕思想怕得要命;另外,也反映了他们感受日益被孤立的尴尬处境——稍具民主与公民权利意识的人们都在与这些军国主义的后裔们保持微妙的距离,汉语世界正出现越来越多对不平等的质疑、对弊政的批评。看来仅靠那块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民族主义遮羞布已经遮不住这个人们普遍充满戾气的时代的羞体了。种族分子注定要孤立,最后的疯狂也挽救不了他们,就像杀死一位金博士,却杀不死黑人民权运动一样。在新世纪,美国人还为他们奉献了一位黑皮肤的总统。

迫害最终将激起更多沉默的人们对弱势族群的同情与支持。人同此理,天同此心。

我的问题意识追根溯源来自我的母族,因此,我也不得不去迎击从这个群体内部发出的杂音。在阅读藏族女作家唯色的《拉萨七日》时,读到一段让我倍感耻辱再也读不下去的细节:一位审讯她的汉人面孔的警察竟然主动声称自己是北京来的回族,来援藏的……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心理说出此话,难道加害者与受害人之间还能因为同是“少数民族”而产生天敌间的亲近感吗?这就是我的“同胞”?!回族这个因伊斯兰教而现于东方的民族不应沦为“帮凶”一角,更不是什么皇协军。

说实话,抽走灵魂的回族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回回人”,他们往往是政治投机分子,不要指望这样的人有什么真诚的民族感情,伊斯兰的名分只是他们追名逐利的某种资本,他们源自我们这个民族深恶痛绝又难以根除的“回奸”病象。这样的人也试图在中国的穆斯林群体内部制造分裂——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回族人和维族人分开来谈,如同将一小撮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区分开来一样。他们盘踞在回族穆斯林的网站上面,像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唐僧那般在我们耳边不知疲倦地絮絮叨叨:维族人不那么虔诚啊,他们中充斥着小偷、堕落和各种蛮不讲理的奇闻轶事,却从不分析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问题,并将这些分析列为“敏感话题”——自己不说,也不允许别人提。

其实,新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深受打压不难为明眼人所见,连在当局的安排下走马观花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7.5事件调查团都发现了这个问题:银川比乌市有更多的自由。新疆维吾尔人的清真寺里早就武装上了高科技的摄像装置,故意在穆斯林信徒中间增加不安全感,试图让他们放弃、远离……可人们还是潮水般涌入里面,这是我两年前亲眼所见。在新疆卫视的新闻报道中隔段时间就可以听到又有地下“教经班”被破获的战报,学习《古兰经》在一个穆斯林世居的地区变得非法而恐怖,是不是有悖天理?!至于斋月里对穆斯林公务员、学生的各种限制、刁难规定更是堂而皇之地公布在新疆各地方政府的门户网站上面,被好事的BBC们逮个正着。

韶关事件是75骚乱的导火索,当维吾尔人听到维族女工被奸杀的传言后激动起来了,有人批评过激,有人忙着弹压;而今天的扎针事件上万汉人涌向乌市街头时,却有另一番待遇:警察是温和的,试图冲击穆斯林居住区的“群众”也是理直气壮的……为什么你们可以愤怒,而我们没有这种表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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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对双语教育、组织大批女工出疆打工的诟病,更是事涉语言同化与强制迁移的问题……这些事关本民族前途命运的种种话题,少数民族的民间却毫无发言权——是说不得,也是不能说的。当中国的汉族社会逐渐取得部分议政的权利时,少数民族的批评空间却几为为零,这令弱势族群感觉是长期生活在窒息的铁屋中,只有默默忍受一途……那么,这样的一种得不到释放的绝望因子能不在长期地累积、碰撞中产生核聚变一样的反应吗?

全世界都在侧目了,但有些人还是在一种生活的惯性下为不公正进行寡廉鲜耻的辩护。那么,我想请教于庙堂之高,“不得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否适用于纳粹德国?也曾见80后的小朋友在网上说过这样的话:“小时候觉得不让别国干涉内政是有尊严的事,长大了才发现这其实是句流氓话,意思就是我们自家人操自家人关你屁事,更悲哀的是这句话是操和被操的人一起说。”小朋友都知道的秘密,“大人”们为何还装作视而不见?

维持现状是不能改变危机的方向的,只靠宣示力量不能让绝望的人屈服。和解需要接触、对话、批评,捂住少数民族的口不是解决之道。我们的笔下展现的是一个你们从未体谅过、耐心观察过的世界,不要再让傲慢无知令你们忽视它、错过它,甚至是徒劳地遮蔽、抹杀它——那是帝国主义者犯过的愚蠢心态。萨义德在访谈中就曾说过:“在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也禁止学校教授阿拉伯文。但人们总是有办法找得到地方学习阿拉伯文,把口语传承下去。殖民者总是想要去压抑,但民众总是有抵抗的技巧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