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然
“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来结果。”彼我非我，我说不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偈语。自落生起，我就脱离了民族的母体，我长不到那棵果树上去了。我知道，自己只是借住在人家果园中的一个过客吧，来静观一季从花到果的风景。
主人体恤我翻山越岭之苦，嘱我休息，这样，才开讲没几日的汉语文课便戛然而止了。古城不大，坐落在一片山间盆地之中，当地人将这样的平地称为“坝子”。与炽热难耐的北国相比，这个地方凉爽多雨，有一次走在街面上竟目睹了晴雨两重天的景象，西边是一轮老阳依依惜别，东边却在一块乌云笼罩下阴雨霏霏。更多时候，我足不出户，古寺西楼那间门不常开、帘幕低垂的斗室就成了我的“退隐之地”，我在那里面望乡、感伤、青灯古卷，过着就差一身僧衣的方外生活。
当然，吃饭还是要到楼下的食堂走一遭儿的。那日中午去的太早，有米无菜，只盛了半碗白米饭，即欲躲回小楼成一统。上楼时遇着两个女生正一人一边拽着一根绳儿晃悠悠地提着一件装杂物用的纸箱在台阶上向下慢慢挪，见不得女人为难，不及细想就向前替过她们。那箱子单臂一提便觉沉重，真不知两个长袍曳地的小人儿是花了怎样的气力从四楼上把这个大家伙弄下来的。
顶楼的那处神秘的女生部在如这座山城清晨的烟岚般静悄悄地消散。因为古寺面临拆迁，这几日就让她们先期搬去郊外的临时校舍。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心中发问，为什么不让这些女生去东边的那座大寺借读，只隔了一条街，徒步就到了。这个地方的大小寺坊都修有自己的教学楼，却常常空置……话题一牵涉到回族内部的那点事儿啊，就变得暧昧难言，没法说下去了。
帮完那两个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吃饭、洗刷，一切收拾停当，闲坐中又想起她们。
是否有更多的女生行李在往下搬，自己是否应该走出去看一看，而你的多情行为又是否会冒犯教门中古老的封建传统？
课堂上，学生的轻慢之色尚历历在目，刚刚暗味过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的人生，才寂寞多久啊。
可你不是一个只在意自己的爱憎、从来我行我素的人吗？以前，你不是将女人的苦难视作红尘中最不可饶恕、最不可忍受之事吗？在良心与物议之间，你竟没有抉择？
内心不再争辩，推门而出。这时，楼道上下早已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女人的东西真多啊。一边心里暗暗叫苦，一边开始一件件地把东西往楼下运。
从寺门口到停着大巴车的主干道，中间还有一段短巷长街的石板路要走。有些女生就站在行李堆旁无助地向北边的巷口呆望着，那窄窄的巷口被沿街一色的木制旧屋围得只剩下一片巴掌大小的光亮，暗红色的散发着陈年霉味的小巷一直延伸到那个尽头。
一人之力肯定不行，我跑去喊来几个男生，众人合力总算是将行李送到了路口。
前方是一列送人的车队，女孩们则被路口熙熙攘攘的人流隔在了这一边。酷阳下，她们头顶的丝巾闪耀着一片异彩，在古寺之外的世界里略显张扬。这永不摘下的向有争议的覆盖啊，此时似是由柔弱的女人扛起的一面旗。这是一面挡不住灼人的热浪也阻挡不了他人锐利目光的旗啊，忍受是为宗教，可在这么漫长的人世间你要忍受多少孽障才能守住你的信仰？这裹到眉毛的印花头巾，这头巾下的晶莹的大眼睛……我先是站到路边的一条石凳上痴痴地凝望着眼前的青春烂漫的生命，内心忽然就像是被什么飞来的东西击中了，有些痛有些闷。后来终于在一小片树荫里颓然坐下，泪水无端地盈满了眼眶。
泪眼婆娑中，脑海里又蓦然闯入了那片白色的建筑，我仿佛又是在古城的迷途中意外地目睹了这一切：纯白色的大寺、纯白色的烈士坊，石剑一样直指长空的纪念碑，还有那口由纯白色的大理石重新砌好的烈士井。沉默的建筑群仿如披着一身让人肃然的缟素，静静等候，我惊呆了。
初见那块记录着“咸同屠回”历史的石碑时，心头曾掠过须臾的绞痛。
“屠杀伊始，有近千回民仓皇逃进东寺以求避过凶锋，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团练头目穷追至寺，先残酷屠戮后放火烧寺，置逃难者于火海。妇女为免遭凌辱，纷纷投井殉难，此即烈士井之由来也。上世纪中叶，后人两次从井中尚淘出骸骨近十牛车，含泪安葬于碑天公墓。”
暗夜里，古寺深深，惟有寂寞。拿出白天手抄的那段文字，誊入笔记，心却已如枯井。
我所执教的这所古寺中的经学生，让自己对回族的想象从云端降到了谷底。这些来自乡村的子弟多有初中辍学、混迹社会的经历，以他们那点可怜的文化基础却要被雕凿成教门的栋梁，自己的心灰意冷是前所未有的。
南北西东的游历，慕名寻访着传说中的“回族的故乡”。天涯羁旅中，尽管彼处都涂上了一抹份属回族的白色的乡愁，就如这座古城，放眼望去，回民的馆子、衣饰、望月塔是它最独异的景致，但它们皆非真境的花园，距梦中的“古丽斯坦”还很遥远。
即使灯残梦灭，可作为一个回族人，终究意难平啊。
泪水肯定是在那蓄积已久的情感催动下，突然而至。只是坐在这行人如织的街头，一时间我自己也无法一下子道出：我到底是为谁又是为何？
是因为我生平第一次目击了这么多美丽的回族少女，她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母性魅力再次唤起了我对精神归乡的美好向往？还是她们和一百五十年前的那些投井的如花生命之间在民族身份与精神谱系上的一致性，让我在孱弱的民族现实中感受到了一阵来自深渊的寒意？如果是前者，我是为自己的“永远的异乡人”身份在哭泣；如果是后者，那么我还是在为生身的这个民族而哭泣。抑或，两者之间在很久之前就连缀成一体了。
在这块曾经发生过巨大悲剧的土地上，历史在被人群所淡忘。甚至那些我为之掬泪的少女也未必知道或在意自己求学的这块土地上的往事。“往事如烟”是中国人习用的修辞，也是中国的现实。
在西方，自二战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就一直通过哲学、神学和各种文艺形式，沉痛地反思奥斯维辛的罪恶和不幸。那不仅是曾经遭受屠杀的犹太人的不幸，它还是西方人的乃至整个人类的不幸。这样恐怖的大屠杀是由人类自己完成的，如果不反思，它会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群中重演。奥斯维辛不仅是纳粹之恶，它同时也是人性之恶，正如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集体责任。
很遗憾，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哲学高度。“咸同屠回”没有像“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一样在哲学著作中成为一个醒目的术语，反而在中国的史论中渐渐演变成语义不明的一段。
当我陷入纠葛的内心世界时，是一连串清越如铃的女声将我唤醒。“谢谢你，大哥！”女生大都已上车，一个女孩从窗口处探着身子向这边挥手，她的脸孔上泛着一种光辉，绸缎一样的光辉。光辉的底子是稚嫩、真诚的羞涩，淡淡的红。我很久没有看到了。她们不知道我内心的脆弱与忧伤，我努力展现着“大哥”的风度。
直到车开走了，我还在那片树荫下悲伤不已。
文/安然
2010年5月6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秘书长埃克梅勒丁•伊赫桑奥卢(Ekmeleddin Ihsanoglu)在欧安组织总部的一次演讲中警告，伊斯兰恐惧症正在欧洲抬头，这将导致穆斯林和欧洲关系紧张。
伊赫桑奥卢说，伊斯兰恐惧症表现为对穆斯林人权和尊严的“公开侮辱”。伊斯兰会议组织有57个成员国，是国际上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间组织，代表穆斯林发声。
近来，多个西欧国家酝酿推出专门针对伊斯兰教徒的限制法案，内容五花八门，包括阻止穆斯林在自己的宗教场所内修建高大的宣礼塔和剥夺穆斯林女性按照个人意愿选择穿戴传统服饰的权力。现在的欧洲穆斯林族裔成员多是在本地出生的第二代人，他们的父辈来自西亚、北非的前欧洲殖民地，在二战之后涌入欧洲填补了当时欧陆的劳动力空白。
每当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社会针对少数民族的排外情绪都会借机抬头，以前它常常表现为“反犹主义”，现在历史给它增添了新鲜的内容:伊斯兰恐惧症。这已成为一贯高举人权大旗的自由世界的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新传统”！
可悲的是欧洲种族主义的前受害者中的某些人对这一迫害传统的新替罪羊亳无同情心。一些犹太裔政客、文化人在西方世界扮演着自己的文化祖国“以色列”的代言人角色，他们配合极右势力炮制出种种不利于穆斯林的宣传产品，旅居瑞士的贝特•叶奥(Bat Ye'or)在2005年一月出版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就是此类产品的代表。今年2月号的《读书》杂志上一篇题为《欧拉伯:源起、现实与反思》的文章专门剖析了此书的内容和背景。当时，我对此文并不以为意，现在才反过头来重新重视。这与我根据美国右翼势力在大选中败北，对穆斯林和西方关系做出的乐观预期有关。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忽视了右翼势力在西方的强大存在和高估了奥巴马先生的和解姿态。现在看来，大西洋两岸的右翼势力正在欧陆合流。
西方的“Islamophobia”病毒流行开来，东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我们这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对伊斯兰教都无好感。洋大人打个喷嚏，天朝内部向西看齐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是要跟着感冒一场的;而保守主义者面对新生或外来事物时只会用一颗装满阴谋论的脑袋来思考问题，穆斯林与这些人的对话反而加深了他们固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疑虑，不但无法浇灭反伊愤火，相反会产生火上浇油越烧越旺的效果。虽然，伊光、中穆等穆斯林较为聚集的网站的页面上相继出现被黑客恶意种植的“木马”病毒，但这些网站的负责人似乎并未领悟到个中玄机。中国回教先贤之所以将宣教严格限制于族内，也正是深刻地体察到了大汉民族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今天某些激进分子在全盘否定回教传统的同时，在网络上又提出”绿化中国”这样炫人耳目的口号，俨然另立门派。他们的言论可以在虚拟空间鼓噪一时，却在当地回坊遭到谴责与抵制。即使他们可以在某些势力的暗中庇护下生存，但那个被他们弃若敝屣的穆斯林母族绝不会认同与支持他们的异端言行，沿续千年的回教社会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原有文明形态的基础之上。真主不喜欢过份的人，他也不会增加我们能力之外的负担。
其实，“Islamophobia”病毒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伊斯兰病人自身的衰落和免疫力的丧失。
网络上的穆斯林言论平台貌似十分热闹，实则有价值、有深度的话题并不多见。每日我浏览网站，都难抑心中的失望之情。
总有一群穆斯林沉迷在宗教表皮问题的口舌之争中。他们将“伊斯兰教”理解为一堆琐碎的规定，而忘却了情操、灵魂等内在的修为才是宗教的主旨。
也总有一群好事之徒前来下战书，但这些人的言论往往能击中穆斯林的隐痛。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他们显得比我们自身更了解“我们”。比如一位叫“镭射”的网友在多年潜水穆斯林论坛之后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从中国文化的实质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关系》，他在文中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实质就会知道，伊斯兰教在中国边缘化和‘民族化’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真的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倒会让人诧异。”姑且不论他的立场是否友好，他的研究不值得我们这些穆斯林深思吗？由于长期在关键性的现实问题上失声，沉默的回教如同自己的“他者”。
热衷于内部的争吵和对民族责任的回避，是“伪信”在穆斯林群体漫延的结果。伪信者忘了安拉，安拉也忘了他们。伪信者是“双面人”，是现实的聋子、哑吧和瞎子，是投机者……古兰经揭穿了伪信者的所有假面具，让他们遁无可遁！伪信的流行和信仰者对宗教所知不多有莫大关系。某些世袭穆斯林身份的伪信者实际上是伊斯兰敌人的傀儡，甚至是为虎作伥的帮凶。他们为了今世微薄的利益，令自己的民族蒙羞。
真主说迫害比屠杀更恶劣，他已向穆斯林指出在宗教迫害降临时所应走的道路：“你们要跟他们战斗，直到迫害终止，宗教只是为了安拉。倘若他们停止攻击，那么，除对那些作恶者之外，就不应再存敌意。”(古兰 2:193)真主是多恕和普慈众生的，而且经文中提到的“圣战”不只是指真刀真枪的搏杀，穆斯林更应拿起思想武器武装自己的头脑，文明的冲突更多取决于文化的实力。
文/安然
其一
当族人拒绝祖父建他的小屋时
我的见证是多么荒谬
父亲嘲讽我
“你还为他们说话？”
黑色幽默
像饮下一碗苦涩的中药汤剂
生于西关的回族祖父
在那里度过八十多个春秋
仍是异乡人？
父亲努力逃出那片天
我却从未厌倦它
——曾祖迁居之地
落叶无论飘零何方
也无法将那棵病中的生命之树忘怀
愿它从穆罕默德的经文上复生
愿它从明丽的西域血统上复生
琉璃灯盏啊
请用你无远弗届的慈光
再来引导它
其二
穆斯林论坛上
大旱 有人祈雨
矿难 有人盼平安
地震了 人们的眼中闪过绛红色的敬意
惟独你销声匿迹在暴风雪的呼啸中
鼓乐弦歌正酣
假面胡戏的舞者
在君王的丹墀和空王的莲台之间
穿梭游走
不想见到的假面四处显露
想见到你的面影却远至天边
即使你是白色的忧愁
心中仍要充满你
即使你是红色的火焰
此生仍将投向你
至仁主
我只和我的维吾尔在一起
“生活在吉尔吉斯北部城镇托克马克的东干人和维吾尔人遭到攻击，反政府骚乱正升级为一场种族冲突……”（自由欧洲电台/RFE）
傍晚时忽然看到这样一条新闻，颇让我意外。早已习惯了自己的民族消失于公共视野之外，以她的弱，仿佛只有不被人注意到才会更安全。但我也看过汉娜·阿伦特对二战前反犹历史的分析，她说并不是因为当时德国犹太人的强势地位引发了大规模的妒意和攻击，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迅速衰落——“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高峰（《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所以我决定还是为自己的民族继续写点什么。
很多人从未与闻过“东干人”，更不清楚他们就是回族人。我就曾看到过一位新疆作家将他们写做是维吾尔化的汉人，那位长期生活在西域的作家先生还为此兴叹过一番呢：“他们如今已被维吾尔化，出门戴白帽子，说维吾尔语，让我吃惊的是，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信了伊斯兰教（王族《游牧者的归途》）”。其实，我们是生来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无论我们是被东边的人喊作“回”还是被西边的人称作“东干”——在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外打问道路时我就曾被那里的维吾尔老人唤作过“Dungan”。
东干人是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大崩溃时代的悲惨产物，作为一支宁死不屈的陕甘回民义军，他们的数千先人在他们一心追随的统帅、后来被尊为“东干之父”的白彦虎带领下远走他乡。今天在中亚总计有10余万东干人，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Tokmok）是他们相对集中的一处地方。那个地方似乎和中国很有缘，一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即降生在那座古称“碎叶”的小城里。
也许是因为离家了才想家，东干人对中国、对西北老家格外有认同感：把陕西视作“真根”、把村中的中国来客喊做“老舅家的人”……他们固执地保持着自己带有清代陕西乡音的语言，并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着他们不为人知的离愁别绪。
早些年，我对东干现象很感兴趣，但却读不懂他们的诗：
……
在伊犁，宁夏我去哩。
我爷的省
又宽，又大，又洒落，
银川京城。
兰州的省呢也浪哩，
黄河沿上。
……
打这儿走呢想起来
老子的话：
“把宁夏的黄亲土
拿来一把。
给你爷的坟头上，他的面上
（我答应下的呢，你这下）
要紧苫上”。
这呢回来，上哩坟
我给我爷。
在坟头上念哩个苏儿。
都瓦一接。
把宁夏的黄亲土，
将将一把，
打口袋儿呢掏出来，
慢慢搁下。
跪到这塔儿落哩泪，
想起我爷。
把家，亲土孽障的
（挣干心血）
想哩一世；总没见
宽大黄河，
洒落宁夏，新银川……
在这儿睡着。
——依玛佐夫《一把亲土》
如今去了一趟新疆，总算对这憨直的“回族话”不陌生了，心中却又多了一层云翳……
不知道天朝是否将这些“想家的人”看作是游子，守了一晚上的央视新闻，也没见提碎叶城里的亲人，唉，还是为你们接个都瓦吧。
Dungan girls
A Dungan Masjid in Chinese style
西海固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是张承志笔下的信仰之地……对遥远的读者来说，那是一个曾经轰动一时，如今归于沉寂的故事。可当我再次面对这批老照片（它们应该是2004年之前的作品）时，仍在不经意间低声念道：“回啊！”那徐徐的有些微颤的声气像是在赞颂，又像是在感叹。
我将王征先生的这批照片制成幻灯的形式上传到YouTube放映，既是希望更多人了解我们回回、引发更多地关注，也是借此表达对记录者一份敬意。纪实摄影作品《最后的西海固》不仅是对现实的忠实反映，同时也是对现实与历史的独特理解。作者具有很强的人文情怀，对伊斯兰文化也有深沉的认同感。
文/安然
在中国名为自治的民族地方，实权无一例外地操控在汉族书记手中，这在相当多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认为是防止分裂的理所当然。尽管团结的口号脱口而出，但从权力塔尖到无权的底层民众中间普遍暗藏着对少数族群的不信任感，不信任的背后是汉族人对自己的大汉种族的一种近乎狂热的迷信。这样的情形在新疆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喀什周边的维族村子里的小小村官也要从城里的兵团汉人中选派。
作为人类灵魂深处的一种归属感，正常的民族感情是美好而受到尊重的。但当情感变为主义，并发展到需要排外的地步，就不能不令人警惕地察觉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存在着一丝令人忧虑的病变。
中国大概忘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如果没有维吾尔人的助力，就会面对国民党汉人部队和回族“马家军”——骑五军的坚决抵抗。正是当时那些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召、对苏联对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革命充满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维族精英——“三区革命”一方对自己的异族同志中共真诚地欢迎，才迫使旧军队背腹受敌，不得不选择和平。
在新疆的党史著作《新疆往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秘闻：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力促新疆的维族和回族这两支穆斯林力量的联合，以便在东土耳其斯坦重建回教政权。无奈那时早已倾心红色革命的维族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不屑一顾，而且为示好北京的汉族同志，决定集体赴京共襄开国大典。诡异的是苏联专机半途在贝加尔湖上空意外失事，伊犁三区革命的精华悉数陨落。未在此架飞机上的赛福鼎·艾则孜，则有幸得以走完自己余下的曲折坎坷的半个世纪风雨路。
据说“杀回灭汉”的口号惟一一次出现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伊犁起义者中间，后来每逢动荡，就多有人借此谣传离间。这种有些不可思议的仇怨可以追溯到那位极赋军事天才的尕司令（“尕”为西北土语，即言小也）马仲英身上。这位在上世纪30年代突入新疆本为救援哈密维吾尔农民起义的回族少年英雄，在与盛世才的混战中，阴差阳错地跑去南疆替自己的政治对手灭掉了两个疆独政权。“儿子娃娃”，还是娃娃。
“儿子娃娃”马仲英
所以，当我开始自己的南疆之行时内心是忐忑的。但我毕竟是一个托靠真主的宿命主义者，我相信真主为我安排下的命运之路。假如他让我死在维族人手中，我也毫无怨言，我是愿意安眠在自己的西域祖先的热土上的。
挟着一股壮士一去兮不复反的悲壮，我一头钻进新疆文化的腹心地带，之后感受了她昨日的繁盛和今日的落寞。
在库车的乡间小路上，我头顶回民的白织帽，踯躅流连在冷清的维族村落里、颓败的麻札（墓地）建筑旁，脚下升腾起滚烫的白色尘烟，仿佛一位苦行僧正在游方，要用脚步丈量这块让他魂牵梦绕、不忍离去的富有神性的西域大地。
这时，一辆充作公共交通工具、坐满一车花衣妇孺的三轮摩托颠簸着从我身边驶过。我在后面好奇地目送着她们，车上也有人回望着我。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车人在不远处的白土路上停了下来，车上还有人向我招手，要请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过客搭顺风车。可我这个异乡的“熟回”并不是你们的同路人啊，我只得大声道出塞俩目与那车多情的维吾尔人挥别。
在那轮热情似火的南疆日头的感动下，多深的种族偏见都要冰消瓦解了。
中亚圣城——喀什噶尔最后加深了我归乡的冲动。我不仅独自一人拐进民居深处的小清真寺，做黄昏时分的礼拜，然后随便坐进一家餐馆吃上一顿拌面。还在老城的中心——艾提尕尔清真寺里融化在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中间激动地聆听那听不懂的布道，随着众人集体向着西方——麦加的方向行礼，主麻的聚礼结束后穿梭、漫步在清真寺外的广场人群中……那神醉般的精神体验以后回忆起来，那年像是经历过一次朝觐。
最后，说说那些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维回人物的下场吧。
##CONTINUE##
三区革命领导人乘坐的那架专机估计是沉到冰冷幽暗的贝加尔湖底里去了，随之没入水下的还有他们不再为人提起的大名。当年主政新疆的张治中一听到三区革命政权的首脑阿合买提江的名字就如五雷贯耳，头疼不已。在与国民政府委派的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谈判时，阿合买提江等人佩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胸章进入会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对。但阿合买提江此人精明强干、才思敏捷善于应对，中间又有俄国人往来调停，张老只得恨恨作罢。轶闻少有人知，人们知道了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与我党合作者才是实打实的“东突”。
极具个人魅力的阿合买提江（注意到他胸前的那枚星月勋章了吗？）
曾经“狂悖无礼”的阿合买提江的死似乎正应了时下愤青们的一句口头禅——“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还有句话，他们倒不一定知道了：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庄子》
骑五军的上万回回铁骑在军长马呈祥（马步芳的外甥）临阵脱逃后，也和平起义啦。史载其中有些人降而复叛，旋被我征西大将军王剿灭之。在疆无事与南门老回回闲话古今时，有人告我：那些回族军人被五花大绑走向城外的刑场之际，沿途有迪化回众围观，人群中间爆发出“念啊，快念啊……”的催促声，一干将死之人闻声，纷纷如梦方醒，大声念诵起清真言——那是穆斯林生死之时向死神所作的坦言。
余虽铁石心肠，想及此情此景，亦不能不为之落泪也。
文/安然
以五步流血的痴绝
我去喝茶
父亲执意陪绑
那一刻
他比我读过的朱自清的父亲伟大
五名便衣森然相迎
回族父子
走进生命的津渡
直白如讯问
冒渎了老父密藏有年的亲情
他像我的斯芬克斯一样
开始咆哮
而我——他永远的小儿子
只是他利爪守护下沉默的风景
他们要我不再谈论新疆
那关乎仇恨和一个百年孤独的囚徒
那个几世不得返家的游子
换了乡音 憔悴了容颜
却把全部的心慌用异族的文字续写
对回疆绿洲的守望
对青春舞步的眷恋
对戈壁心曲的摇叹
真心的笔触
像泪水
打湿了尘封的禁忌
像夜火
灼痛了黑暗中未被曝光的起义
地府在震怒
他的信使急于让我明白
生在这午夜的国度
我就已是一名编号不详的囚徒
饮下一杯绿茶
就在苍茫中耗尽青春？
千重少年心事
于今
又多一重耻辱
刀剑外
山河梦远
心魂、相思无泪可寄，又何物可限
安然/文
忧思难言之际，接到新一期的《高原》（总第二十七期），上面正有我的一篇有关新疆回族的文章。
这令那里的许多久无声讯的故人重上心头。我又一次拿出那张从新疆带回的地图，两年来，一遍遍地翻看让地图变得几乎要支离破碎。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的地图，在返回故乡后就很快遗失在故纸堆里，找寻不见。惟有这张新疆地图像乡愁一样总在我的手边，那上面有我时时怀念的昔日足迹，那仿佛是一条朝圣路，今生虽不能返，亦将铭记成魂归的心路。
天山兄还好吧？他工作的新疆艺术研究所恰巧在解放南路的南端，毗邻风暴的中心——大巴扎。“他不会有事”，我只有在心中揣度：那个长着一张阳刚俊美的中亚面孔、留着美髯的回族老汉啊，你脸上的那方天山一样高高耸立的大鼻子一定会默佑你的。
驼背的老姨娘也不会有事——她是我住在乌市时的房东。想起那些同住一个屋檐下、姨娘对我呵护备至的日子，我就会生出莫名的愧疚：姨娘一心想把自己流落江浙、在美容院打工的小女儿“说给”我。这个终日缠着头巾、长袍曳地的老姨娘的全部生命就是为了谨守住那五番拜功，再有余暇，就是惦念、数落那浪迹天涯却每月按时寄钱来的女儿。我有一张那个姑娘的照片：雪地上亭亭玉立着一个西域女子，弯眉凤眼，一看就能察觉出她身上散溢出的回族血统。南方的堕落与诱惑，令姨娘深感恐惧，她不止一次地重复：“伊斯玛义，你娶上她呢，就是搭救了我们娘俩；她这样下去，没下场。”
……
一个个脸谱在这个闷热的下午纷涌进脑海，搅乱了我心。我始终不敢动笔去真正描写这些我深深了解的人们，他们的故事成了记忆里一碰就痛的禁区。情到深处自难忘，那已变成一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忧伤，那是一种自感亏欠太多的负罪感……
从新疆回族老诗人师歌的一首名叫《奔土》的作品中，读过这样一句感喟良多的民谚：
天下的黄土
埋天下的回回
散落四方是我们的命定，远则遥思，近则沉默以对；只有归于尘土，我们才可以做到赤诚相见，永远不用担心再被分离。回回啊，回回，你是东方的吉普赛，是无法自语，也不准开口的羔羊……
安然/文
当我将聚集在兰州小西湖一带艰难维生的城市流民暴力反抗城管打压的行动称之为“圣战”时，是意在为这批从西北乡村流入都市的东乡族、回族民众的行为赋予一种合法性与神圣性。当“法制”只垂青于权力与金钱，只是一张权贵集团专有的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VIP，而不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保证时，受损害、被无视的一群有权求助于宗教和道德，诉诸一种授权我们藐视国家法律的更高法律，它将为弱者的不得已的斗争进行无罪辩护。
伊斯兰就是这样一个为弱者辩护的宗教。
“迫害比屠杀更恶劣。”（《古兰经》2：191）
“你们应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终止，宗教是为了安拉。”（2：193）
“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安拉的道上为那些老弱妇孺们战斗呢？”（4：75）
在媒体话语普遍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连读的这样一种舆论氛围里，有必要重读文本意义上的伊斯兰原教旨对于为安拉而战也即通常所说的“圣战”的界定。从中可以读解出穆斯林坚持的圣战权利是一种自卫性质的抵抗，没有进犯、没有迫害，便不能引发“圣战”。那些出于压迫和羞辱整个民族的目的，将穆斯林的圣战权利诋毁为一种没有道德内容的暴力本性的人忘记了，连一向强调忠君观念的儒家也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城管视回民如土芥，回民当然视城管如寇仇了。
我并不否认有些穆斯林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基于不必要、不合理的仇恨，滥用也亵渎了圣战之名。
譬如，巴基斯坦塔利班将自己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发动的内战美其名曰“圣战”，就很不得人心。
由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不分种族地肯定那些具有道德勇气、敢于向不合理说不的榜样，比如民间对沪上刀客、土家阿娇已有的公论。但是，也有人在穆斯林论坛逆潮流而动，站在权力一边指责、中伤甚至是漫骂起而抗暴的回族人。虽然这些人也很是勇敢，却只会像恶棍、打手一般引发人们的反感与抵制，因为他们的言行与民众基本的道德准则是根本对立的。
这次事件中，那些负责在网络上引导舆论的人不明智地叫嚣，让我想起前不久在《中国不高兴》中看过的一篇文章的观点，以策士自居的作者暗示政客们应将中国社会存在的对腐败、不公正的“内政愤懑”转移为对外的仇恨民族主义思潮。作为颇受赏识的一本“政治教科书”，网特们显然是在开展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此书提供的“不高兴”理论的“系列活动”。
附：03年穆斯林志愿者曾为小西湖一带的城市贫民家庭子弟举办义学……
假如没有那一帧帧纪实图片，这篇报道会失色不少：从慈善、虔诚的老妈妈脸上，显现出的是信仰；从穆斯林知识精英专注讲演的神情中，人们看到的是希望。
伊斯兰曾经是将信仰与知识结合得最完美的宗教，穆斯林曾经是最懂得知识的贵重的民族。13世纪，蒙古入侵后，伊斯兰中有了空白，文化趋于保守与衰落，整个稳麦（穆斯林共同体）陷入灾祸频仍与抗击图存的漫长轮回。
“谁走上求学的道路，安拉必使他踏上直达乐园的坦途（圣训·穆斯林辑录）。”
早期的穆斯林学者伊本·阿巴斯甚至劝告人们说：“在我看来，夜间的学习比夜功拜更为可爱。”
愿穆斯林重新放开胸怀，寻回失落的学习精神，像历史上的穆斯林那样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让东西方的知识再度汇聚穆斯林的新的“智慧之宫”。愿真主慈悯我们，襄助我们今日的文化复兴，阿米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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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拉”是汉语名词》一文的评论
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关乎民族的存亡。
我记得中学时学过法国爱国作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其中一段激动人心的话，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未能忘怀，或者这一生也不会忘怀吧：“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回族人仍有爱自己民族的情感需求和民族权利。那么，语言问题对于我们就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这上面有争论是好事。
阿拉伯语是现存的惟一“活着”的神圣语言，基督教的拉丁文、犹太教的古希伯来文早已是死去的经典文字，只能阅读，不再通行。而阿拉伯语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民族、人们间的通用语言、身份标识。穆斯林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因此长期坚持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甚至拒绝轻率地将《古兰经》翻译作其他语言，这反映了对语言纯洁性的捍卫——捍卫一种神圣的宗教语言，本身就是捍卫这种宗教的表现。
我觉得有学者想禁止“安拉”一词的使用，实际上是冲着古老的“经堂语”来的。
“经堂语”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评判都不应只出自简单的宗教教条，而应回顾其产生的历史环境。移居中国的穆斯林曾经也试图将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统一成本族群的内部语言，但遭到了同样重视语言文字“教化作用”的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镇压，明太祖的“禁胡服、胡语”政策就是较明显的一例（因此，有人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起义的明太祖是回族人，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荒唐而无知）。然而，回族先辈创造本民族语言的努力仍有成果，即“经堂语”（值得指出的是散居欧洲时的犹太人也创造出了一种基于德语和古希伯来语借词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并以大量的宗教、哲学、文学著作产生了意第绪文化）。“安拉”一词就是经堂语中使用最频繁、意义最贵重的语言符号，他不仅是对ALLAH的指称，而且，在其上面附带着强烈的宗教和民族情感——从口中说出“安拉”远比只说“真主”更为敬畏。
因此，否定“安拉”一词的使用，否定历经传承、保存下来的经堂语，都是对本民族历史的一种否定与背叛。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的稳定的承载形式不容否定，文化作为民族的骨架也不容轻易否定。“经堂语”完全应该被继承，并作为向阿拉伯语回归的一种演进形式发展下去。我们不应该悲观地否定自己的民族，否定本民族语言的存在，也不应该试图激进地跃向阿拉伯语，而是应该充分利用经堂语这一古老的桥梁。
我是乐观本民族内部的文化争论的，我们这个保守民族的文化争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的宗教学者应该写出更富争议性、更有学术分量的作品来，因为有争议才能引发人们的重新关注——当一种文化失去魅力的时候，才无人关注也不再有争议。
请动笔吧，而不是动粗。
姐姐，色蓝！
书已领回，当我提着那两大包书，奋力地走在从收发室回家的路上时，心中忽然生出疑问：你是怎样将这二三十斤的东西抱到邮局去的？继而就是寒冬里内心温暖的感动，所有的不快一起冰释。
将这二十九本书一一取出检视，不得不感叹你是知我的。
金吉堂先生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傅统先先生的《中国回教史》是早期回族学的开山之作，我欲得而不得久矣，奈其皆出版自民国二十年代，难得一见。
西北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与我多次擦肩而过，年少时视此种艰深的学术书为畏途，待至对大西北回族惊心动魄的历史略知一二，充满进一步深入探察的渴望时，却发现书店货架上的书早已不知所踪。
回望历史，元代回回最受统治者重视与礼遇，蒙元政府的行政首脑多从回回人中简拔，在地方政府机构中也设立与蒙古长官平行的回回官位，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离不开回回。那时，回回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阿拉伯文、波斯文尚通行在来到中国的回教徒中。八百年光阴荏苒，老回回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回族民间对自身这段历史变得十分隔膜。南开杨志玖先生的《元代回族史稿》正是要以文化与历史之力接续起一个民族的血脉，让后人们抚今追昔，再思未来。这本南开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仅仅印制了1500册的名著，过去我也只是听闻而已。今日翻开书来，发现书中附有一章，专讲“海瑞是否回族”，有趣，要读。
我在郑州二七广场附近的旅郑清真寺里买到过宁夏吴建伟先生编辑的《回回古文观止》，知道他在古代回族知识分子作品的搜集上用力甚勤，你又寄来了他的《回回旧事类记》，此书似将古代中华典籍中涉及到回回民族的文字完全包罗了！
你寄来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六册让我终于补全这套书，说来汗颜，一个自矜于天方苗裔的人对阿拉伯仍像雾里看花。
上面所举不过寥寥数本，余下赠书中的大部分有关回族文史方面的书，我已不及细夸。其实，最初我是惊喜于群书中夹带着几本汉人的书：《窗外与窗里》（王安忆）、《陆文夫散文》、《新疆词典》（沈苇）、《伶人往事》（章诒和），这四人的笔墨婉约而深沉，尤其是章诒和先生和沈苇，向为我所欣赏，不知你是如何猜中我的心事的？我可以读章诒和所写的马连良往事了，这段时间总是想起这位回教出身的须生泰斗；沈苇是爱新疆的，是爱维吾尔文化的，他的现代柔巴依写作如果在维吾尔文人中间推广开来是能够重新激活一门古老的艺术的，读着他写的二道桥，各个店铺、街巷、食物、人群、清真寺重新变回了我脑海中的画面，他真是熟悉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让我艳羡不已。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在精神层面更亲近汉人，之所以不断书写自己的民族只是因为她如我身背的骨肉，一种情感的负累……如果可能，我愿在竹林间与士族女子说文，在大漠深处的村落里与西域女子娱情，两大文化皆吾魂牵梦绕之情人也。
安然再谢！
2008-12-20
附书目：
1、 《月暗吴天秋雨冷》（考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
3、《民族宗教论集》
4、《元代回族史稿》
5、《回回旧事类记》
6、《中国回族金石录》
7、《中国回族史》（邱树森）
8、《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9、《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
10、《回族人物志》（白寿彝）
11、《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马通）
12、《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马通）
13、《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马通）
14、《穆罕默德传》（<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 宁夏人民）
15、《中国穆斯林朝觐实用手册》
16、《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
17、《中国回教史鉴》（马以愚）
18、《中国回教小史》（白寿彝）
19、《中国回教史》（傅统先）
20、《中国回教史研究》（金吉堂）
21、《新疆词典》（沈苇）
22、《伶人往事》（章诒和）
23《陆文夫散文》
24、《窗外与窗里》（王安忆）
文/安然
山西长治的马兰先生是一位很爱回族的回族作家。这是一个容易招致反对的说法，有人会不服气地抗议：“有不爱回族的回族作家吗？”有的，在一个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落后、文化上受猜忌抑制的边缘族群中，出现这样的离心现象并不罕见。当一个人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民族身份，毕其一生未写过回族的一事一文，对自己出身的母族的历史与文化充满无知时，他对回族能爱得起来吗？回族一词除了暗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统外，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其在历史的风刀霜剑侵袭下日渐褪色的穆斯林文化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一词在这个时代被滥用了，真正的回族作家并不多，其中马兰的写作以极具民族风骨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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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到2008年，马兰出版的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民族专论等各类作品共计十种，像《风雨回回情》、《飘扬的绿旗》这样倾注了作者的忧伤与骄傲的书名能让人的脑海间猛然浮现出那个民族的悲壮身影与历史画卷。当其他人还将回族话题视作禁区时，马兰就从他的清真三道营走出来，奔赴回民的黄土高原、洱海之畔的大理国，以他的笔续写这个民族曾经中断的记忆与血脉，直面她的落寞与困惑，以浓浓的民族情结与使命感为回族人鼓与呼。
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生长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与局限。生在帝乡的张承志的作品以其深厚的学养散发出一种馥郁华丽的贵族气，根在西海固的石舒清所写的小说有一种迎面而来的乡土气，而马兰的情感与姿态则本真地来自民间。他自命名士，却一身布衣；他孤傲不群，却也时常流露出怀才不遇的伤感。他像一只飞在荆棘丛中的无脚鸟，无法飞得像张承志那么高，也无法像石舒清那样把自己低到泥土里从而真正参透了那一方民众的心事，他只能一直飞下去，唱着血歌，也伤了自己的羽毛。回族人的面貌千差万别，几乎无法概况，共通的只有念兹在兹的伊斯兰。
在马兰的新散文集《情感世界》中有这么一段记游：
“我喜欢并迷恋异地的土语方音。云南话，乐感很强，尤其是那加重语气的‘噢’和应答的‘嗯’，音节拖长配之以表情，无拘无束。那时，尚不谙二十三年前发生在这古镇中的刀光剑影。予我印象深刻的是小镇中毫无规则的自由贸易摊点，可谓星罗棋布。巷道交错，青瓦白墙。在清真寺做完宵礼拜，兴之所至沿细巷转悠，爱戴编制精美之窄檐草帽的男女们捉对儿闲逛纳凉。我自顾玩赏老街的石板路及路旁低矮的小阁楼，年代久远的雕木门窗。各色小店，在夜色中亮着光线昏暗的灯，电视机和卡拉OK则以强劲的现代派风格送人以别样情怀。”（《盘溪之行》）
这样一段如画的边城风景写真出自一位给人留下刚硬印象的回族作家之手，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希望一直在路上的马兰先生能有更多好风景可赏，能有更多好心情在怀。
忽至两件礼物，一件是大通回族自治县的文学期刊——《老爷山》创刊号，上面登载了我的一篇近五千字的小说《邂逅大明宣德炉》（编者有删节）；一件是伊斯兰之光工作室的赠书：一本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局荣誉出品的《古兰经中文译解》精装硬皮书。知感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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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在昆仑山下一所回族女子中学执教的冶兄生福就向我催稿，鄙人担心自己文章的风格不合于官刊要求，一度推脱。但冶兄诱之以“薄有微酬”，并他还是我在昌吉笔会时的室友，盛情难却。故这次，也收到大洋100，算作饥馑哀号之时的一份秋粮。
现在回想起来，写那篇小说时正在读老舍的《离婚》和静观先生的《人间词话》，京味语言、市井人气和境界之说都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吾本就一赤子，所以，推崇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的王国维轻易打动了我，我也在《邂逅大明宣德炉》的写作中努力贯彻着“真感情、真景物”的标准。但冶兄是如何看重这篇小说的，也许和文中的一段文字有关吧：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广场一角里的他们。你一定见过他们，在都市的公共汽车站、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里，他们身上搭着几张色泽鲜亮的动物皮毛，头戴白色小圆帽，沿街贩卖。我最早是在九十年代才在街头见到他们，那最初的景象真是吓人一跳，他们的面目、打扮活像一群身着兽皮闯进城市里来的游牧人。那是我自西北来的远亲，虽然我与他们往日形同陌路，今日也无交情，但此时我突然就有了要与他们分享快乐的冲动，一件和回回有关的东西终于回到了回回手里，这样的小快乐对那些小人物也难得。”
这些人或许就来自青海，或许还是冶兄的乡人。
出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本薄薄的《回族简史》里就曾豪言明代回回“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古之佳话于今网络时代自有新版，余闭门谢客日久，却多曾获远隔千山万水的异乡族人馈赠之秋粮，心下感愧，不及言表。
2008.10/26
这是兰州城中的穆斯林著名摄影师马健伊尔拍摄的一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2008年开斋节会礼的图像。西宁的穆斯林节日会礼以参加人数众多、场面宏大著称，今年参加礼拜的人数超过7万人。马健的拍摄不仅是对这一震撼人心的肃穆景象的记录，而且，敏锐地捕捉到蕴含在传统之下的新变化。摄影师用一种充满喜悦的视角讲述了穆斯林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穆斯林对数码相机、专业摄像机、广播器材的熟练使用，媒体记者在穆斯林节日庆祝现场的采访，穆斯林民众整洁的穿戴、自信的瞬间神态……，这一切有助于重新定义人们心中的穆斯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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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还有另一位回族摄影家王征，将他拍摄的“西海固印象”系列摄影作品与马健伊尔的这组作品做比较，虽然他们都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族人，但欲关注的侧重有异：“西海固印象”珍藏着现代人对作为城市之根的乡村温情脉脉的乡愁，更像是对即将逝去的传统不舍地追忆；而马健的这组作品则在追求一种古老的穆斯林也无法拒绝的现代性。
缘起争议
《放牧的星星》发到论坛上后，有网友对这首诗读得很细心，并对诗中的词句提出了含蓄的发问。因为想到会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我将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真实以一段详细的文字的形式复原出来。说实话，诗人的心理真实有一部分藏在写出来的诗歌文本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浓荫之于树木，需要阅读者凭借自己的知识背景体悟，如果完全由诗人写出来（往往也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就有伤及了诗歌朦胧美的画蛇添足之嫌。所以，我也尽量简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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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经典之上
关于“ 主的倒影”一语的比喻可以从《古兰经》中援引到几层意思：
一、安拉与人同在（参见《古兰经》57：4）；
二、当人们祈祷时，安拉是临近的，并回答他们的祈求，安拉的相助临近了（同上2：186、214）；
三、安拉的光真实存在，即使不信者不相信不愿意（同上9：32、61：8）；
四、信者的泪足以熄灭地狱之火，是敬畏的表现。先知曾说：“不被火狱灼烧的眼睛有两种：为惧怕主而哭泣的眼睛，为主而在夜里站岗放哨的眼睛。”（伊本安巴斯传述《提尔米济圣训录》）先知不仅自己就是多愁善感的人，也鼓励人们为主而流泪（同上19：58）。
诗学上的阐释
从诗学上说，“倒影”是这首诗中的重要意象。我想表达这样一种内心感受：参加会礼的人们为主覆盖为主喜悦，真主来到他们中间，倾听着他们的诉说。对凡人来说，真主实有而不可见。如何将真主的在场从艺术营造上由虚转实，我想到了闪烁在虔信者眼中的泪光，对于他们来说，真主犹如就在眼前一般，而在天上的真主在一颗微小的泪上的映现就是顺理成章的。谁能看见一颗泪珠上的投影，而谁又能否认他的存在？这样一来，真主虽仍不可见，但他确已通过信仰者的虔诚为我们深切感知。在这首诗中，我有心使用回族经堂语中的特有词汇和西北方言，以使这样一首为尔德节而写的诗歌更贴近穆斯林的情感与生活，其中“倒影”所在的这一段也是对《古兰经》中的名句“我的忧伤只向真主诉说（同上12：86）”所进行的化写。
写这首诗时，我就有意令它具有一种寓言的神奇色彩，比如写“圣人的蜜枣”在黎明前掉落到在夜间修行者手中的那一段，就不是写实。但如果有人反问在现实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呢？我说：有！真主无所不能、从心所欲，显迹是他对他的朋友（虔信者）的恩典，否认真主的显迹是那些接受了无神论教育者的心病。
浅说诗学与神学
现代诗歌的源头在西方的古希腊。近代以来的很多著名西方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都有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体现，宗教神学思想既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也是他们抵抗苦难的精神武器，比如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她的第二本诗集的书名就叫《念珠》，在为苏联大清洗受难者所写的《安魂曲》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无论凛冽寒冬，还是七月热浪，我扑倒在失明的红墙下。”诗人的创作不可能是对宗教经文的复写，这里有着文本的疏离与精神的复归，但正是这种先疏离后复归丰富了宗教的神学表达，著名学者刘小枫就坦承自己最初是从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中认识基督教的。我一直试图将我的伊斯兰信仰引入我的诗歌之中，由于之前很少有回族诗人在写作中提及信仰（我曾见过一本名为《元代回族文学家》的书，从书中提到的元代诗人萨都剌、马祖常、泰不华等人的作品中无从判断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他们的精神世界少有信仰的位置），没有现成的写作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只能从蹒跚学步开始，其间会有令人尴尬的争议出现，但我不会因噎废食，相反，我希望族中有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到这一尝试中来，因为如果屈服于种种阻力，那么，中国穆斯林的信仰无从表达的问题就仍然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尴尬，而信仰无法书写也得不到中国穆斯林主流的响应，实质上反映着我们在自己宗教文化与自己所使用的汉语言上的双重隔膜，是精神建构上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引用：
mafeihu发表于 2008-10-4 17:37
salaam!
主的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