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然
第一次听说“长平”这个名字是在去岁年初，他写了一篇涉及西藏的雄文，网民争相传阅。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向以敢言时议著称的《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自此，对他的文章、消息就格外留了意。
很长时间不买报而读报的我，前几天一时兴起，在街头买了一张《南方周末》，算是怀念一下没有网络的日子。巧的是这期南周就有特约评论员长平的新论，而这篇谈古论今的文章照旧触动了保守派紧绷的神经，原委是这样的：2009年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在经济缩水和政治乱象中，台湾官民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起飞的经济和他晚年毅然肇兴的民主政治。作为时评家的长平，不失时机也是在尽本分地对此进行介绍，不想却惹得北方诸公再度声讨，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嗔怪长平为何不让人们记住毛邓，反要去记住小蒋？指责得如此堂而皇之而又左得可爱，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倒”地——难道小蒋的冥诞，要去为我朝太祖、太宗庆生？而且，在海峡两岸关系正在升温、国共有望三次合作之际，新左人士（一看文风就知道出自此派手笔）依旧将对台湾现任领导马英九先生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小蒋骂为“独裁专制者”，实在有点为私愤而不识大体。
在那篇署名“北关”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中，有一句党报批判各种敌对势力时通用的名言“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用在往日倒也罢了，用在同属体制内同志的长平身上并不适当也非事实。这位“北关”先生要么是没怎么看过长平的文章，要么是在无视别人曾经的善意。长平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上写过一篇言及小人物们对春运中黄牛党勾结权力倒卖火车票表达不满的文章，我对之印象很深：一位没替大家买到票的民工在火车站向自己的伙伴愧歉地发表了一番颇具奥巴马语言风格的演讲，用“恶搞”别国高官的方式表达自己卑微地想要回家过年的心情。这算不算一件重视“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的实例？而且，我想它绝不是孤例，因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民众的代言是有光荣传统的，往往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冒死地进谏。没人可以昧心地说知识精英是在罔顾民生，只有党国才心忧天下，那是在以献媚邀宠换得借刀杀人——实是小人之举！
其实，长平发表在《金融时报》网站上面的名为《奥巴马演讲的中国文本》的文章中，我更为重视长平提到的一本书——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
因为下面这段话太有启发意义了，所以我不舍一字，全段照搬：
“
斯科特发现，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历史中，几乎不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斯科特从底层视角看去，发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政治行动太过奢侈，风险巨大，实为稀少。即使罕见地成功了，结果也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因为那往往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农民，但也在书中举例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偷猎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在法国，左拉曾经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
”
斯科特对于弱者行为的研究部分解答了我一直以来心中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疆小偷在近十年内突然出现在内地的街头上？现在看来，这不仅与大规模移民垦荒导致南疆绿洲生态恶化、民生维艰有关，也是这个国家执迷不悟的某些边疆苛政在暗中推波助澜造成的。所以，有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奉劝他们的穆斯林说：他们是在偷窃汉人！某种悄然存在的反抗意识在为这种错误的行为正名。
读文至此，我知道肯定会引发有“News Censorship”心态的部分国人不满：国家对少数民族施予了多少多少的天恩雨露，这咋不提？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连我这个曾经只身犯险闯过禁地的人也长久有苦难言，这个世界的真相从来都被遮掩在浮华的背后。
谈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真相”，就不能不提长平那篇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无数人开始思索也令无数人备感恼火的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他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说出了中国新闻控制的真相，批评了“Anti-CNN.com”网站只反西方媒体偏见，不反国内新闻控制的伪善，在西藏问题上他质疑中国愤青并不在意真相：“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他反问中国国民：“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我是第一次从一位汉族知识分子那里听到如此能够推己及人、反躬自省的坦诚之论。
我这个处于少数地位的异族实际上早就认识到长平是一位中国的爱国者，但他并不比我更安全，“台湾的鲁迅”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长平的家国之爱深沉、内敛，不同于大汉愤青张牙舞爪、一点就燃的自私民族主义，而是透着理性与宽容，这份识器既源自对历史的反思，也因为获得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吸纳能力。刘知几就说过，知人论世需要三种能力，即才、学、识，而我觉得这三种能力，长平都具备，这也是我爱读他的文章的原因所在。常能在长平的时评文章中看到他征引西方学界新理论，娴熟地运用来读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困境。《北京日报》的那篇批判文章竟然将这也列为一项“罪状”，难道只有党八股才“最红最专”，只有不学无术才是正统派？我真不知道那进步意味着什么了。
由于无法在事实与逻辑上以理取胜，一些深恨长平的人就不惜在背地里选择“洋奴心态、文化汉奸”等具有强烈情绪化的恶谥来回击。在一个爱国情绪有着深厚基础的国度里，这样的煽动很可以利用来激起一批思维方式简化至非黑即白者的天涯追杀。所以，遭过追杀也被捉进过大牢的柏杨总结中国的这种“爱国”现象时说：“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酱缸震荡》）好在历史与命运让柏杨那批台湾人能在有生之年幸遇明主蒋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