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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长平是一位深刻的爱国者

 

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

 

文/安然

第一次听说“长平”这个名字是在去岁年初,他写了一篇涉及西藏的雄文,网民争相传阅。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向以敢言时议著称的《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自此,对他的文章、消息就格外留了意。

很长时间不买报而读报的我,前几天一时兴起,在街头买了一张《南方周末》,算是怀念一下没有网络的日子。巧的是这期南周就有特约评论员长平的新论,而这篇谈古论今的文章照旧触动了保守派紧绷的神经,原委是这样的:2009年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在经济缩水和政治乱象中,台湾官民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起飞的经济和他晚年毅然肇兴的民主政治。作为时评家的长平,不失时机也是在尽本分地对此进行介绍,不想却惹得北方诸公再度声讨,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嗔怪长平为何不让人们记住毛邓,反要去记住小蒋?指责得如此堂而皇之而又左得可爱,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倒”地——难道小蒋的冥诞,要去为我朝太祖、太宗庆生?而且,在海峡两岸关系正在升温、国共有望三次合作之际,新左人士(一看文风就知道出自此派手笔)依旧将对台湾现任领导马英九先生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小蒋骂为“独裁专制者”,实在有点为私愤而不识大体。

在那篇署名“北关”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中,有一句党报批判各种敌对势力时通用的名言“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用在往日倒也罢了,用在同属体制内同志的长平身上并不适当也非事实。这位“北关”先生要么是没怎么看过长平的文章,要么是在无视别人曾经的善意。长平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上写过一篇言及小人物们对春运中黄牛党勾结权力倒卖火车票表达不满的文章,我对之印象很深:一位没替大家买到票的民工在火车站向自己的伙伴愧歉地发表了一番颇具奥巴马语言风格的演讲,用“恶搞”别国高官的方式表达自己卑微地想要回家过年的心情。这算不算一件重视“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的实例?而且,我想它绝不是孤例,因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民众的代言是有光荣传统的,往往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冒死地进谏。没人可以昧心地说知识精英是在罔顾民生,只有党国才心忧天下,那是在以献媚邀宠换得借刀杀人——实是小人之举!

其实,长平发表在《金融时报》网站上面的名为《奥巴马演讲的中国文本》的文章中,我更为重视长平提到的一本书——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

因为下面这段话太有启发意义了,所以我不舍一字,全段照搬:

斯科特发现,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历史中,几乎不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斯科特从底层视角看去,发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政治行动太过奢侈,风险巨大,实为稀少。即使罕见地成功了,结果也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因为那往往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农民,但也在书中举例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偷猎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在法国,左拉曾经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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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对于弱者行为的研究部分解答了我一直以来心中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疆小偷在近十年内突然出现在内地的街头上?现在看来,这不仅与大规模移民垦荒导致南疆绿洲生态恶化、民生维艰有关,也是这个国家执迷不悟的某些边疆苛政在暗中推波助澜造成的。所以,有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奉劝他们的穆斯林说:他们是在偷窃汉人!某种悄然存在的反抗意识在为这种错误的行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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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至此,我知道肯定会引发有“News Censorship”心态的部分国人不满:国家对少数民族施予了多少多少的天恩雨露,这咋不提?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连我这个曾经只身犯险闯过禁地的人也长久有苦难言,这个世界的真相从来都被遮掩在浮华的背后。

谈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真相”,就不能不提长平那篇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无数人开始思索也令无数人备感恼火的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他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说出了中国新闻控制的真相,批评了“Anti-CNN.com”网站只反西方媒体偏见,不反国内新闻控制的伪善,在西藏问题上他质疑中国愤青并不在意真相:“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他反问中国国民:“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我是第一次从一位汉族知识分子那里听到如此能够推己及人、反躬自省的坦诚之论。

我这个处于少数地位的异族实际上早就认识到长平是一位中国的爱国者,但他并不比我更安全,“台湾的鲁迅”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长平的家国之爱深沉、内敛,不同于大汉愤青张牙舞爪、一点就燃的自私民族主义,而是透着理性与宽容,这份识器既源自对历史的反思,也因为获得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吸纳能力。刘知几就说过,知人论世需要三种能力,即才、学、识,而我觉得这三种能力,长平都具备,这也是我爱读他的文章的原因所在。常能在长平的时评文章中看到他征引西方学界新理论,娴熟地运用来读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困境。《北京日报》的那篇批判文章竟然将这也列为一项“罪状”,难道只有党八股才“最红最专”,只有不学无术才是正统派?我真不知道那进步意味着什么了。

由于无法在事实与逻辑上以理取胜,一些深恨长平的人就不惜在背地里选择“洋奴心态、文化汉奸”等具有强烈情绪化的恶谥来回击。在一个爱国情绪有着深厚基础的国度里,这样的煽动很可以利用来激起一批思维方式简化至非黑即白者的天涯追杀。所以,遭过追杀也被捉进过大牢的柏杨总结中国的这种“爱国”现象时说:“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酱缸震荡》)好在历史与命运让柏杨那批台湾人能在有生之年幸遇明主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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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1日星期二

穆斯林对奥巴马当政应有的现实态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委任穆斯林女博士达莉亚穆贾希德(Dalia Mogahed)为宗教咨询委员会成员,达莉亚博士有埃及血统,她是第一位戴头巾在白宫工作的穆斯林。News source:

Obama appoints American Muslim head of Gallup as advisor



——评议“第一位带着头巾在白宫工作的的穆斯林女性

对一位与穆斯林有着深厚渊源的总统,在穆斯林中间,我觉得普遍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态度需要纠误:一是抱了过大的希望,二是从原教旨出发对奥巴马进行否定。

我还是要为奥巴马辩护一下,因为,为他辩护也是从穆斯林的利益出发进行的思考。

美国总统说起来很风光,但他不是“独裁者”,在他周围有庞大的政治集团相制衡。即使他有个人的倾向,也必须在适当的时机、适度的范围内运用手中的权力。由于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特殊实力,而穆斯林在美国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族群,所以奢望奥巴马完全倒向甚至将穆斯林作为国内一股强大的民意加以依靠,都是不现实的,要怨就怨美国穆斯林目前没有这种实力。奥巴马是政治家,不是文人,政客的首要任务是在政治舞台上生存,而政治游戏具有道德的模糊性。否则,与反对派结怨太深,只能身败名裂,什么想法也无法去做了。

所以,趁着美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着与穆斯林世界和解的心态,美国穆斯林应该全力将自己的代言人推入主流政治、文化圈,这不仅对美国穆斯林的地位提高有帮助,也对整个穆斯林世界在全世界的形象改善有利。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应该对此表现出宽容理解与支持之情。

反美不是目的,而是要以打促和、化敌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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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址:http://bbs.2muslim.com/viewthread.php?tid=98696&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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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在穆斯林论坛回应对《少数派的言论》一文的责难

我写及四川,只是因为想到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作为民间的写作者,我应有所表达。绝无对死者或生者的不敬。地震当日,我也是为四川落过泪、写过哀诗的人(见《心火》),请不要对我的人性妄加菲薄。相反,某些一切从政治出发的人希望我们在“盛世”之迷中忘记那场灾难、忘记千千万万的遇难者倒是不人道的。

天谴之说并非我自己面壁而构,地震发生后,即有学者希望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四川人)做此精神层面的反思。

至于四川的真相问题,我承认自己从未实地调查过,但评论的写作也并非需要事必躬亲地调查过后才能下笔,如果那样,还要收集有正义感的媒体报道、草根族在网络上的爆料干什么,这已经是一个资讯一日千里的时代了!可让我等疑惑的是那些有志于进行真相调查的人,却也不受欢迎,遇到了来自地震灾区地方势力各种名义、说辞、做法的文武齐上阵式的阻挠,比如对在地震中垮塌的中小学校舍“豆腐渣”问题的调查,比如艾未未等人为详细查明、记录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却进了局子。有人为此慨叹中国的现实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文中那位乡老提到的三件丑事都是我以前就听不少人谈论过的,难道这么多中国人都是在说谎?他们有无必要远隔千山万水故意中伤、陷害与自己毫无利益冲突的四川同胞?!

在我的博客上附有一张摄影记者拍摄到的在路边做生意的四川姑娘的照片,因为考虑到敏感性,在转帖到穆斯林网站时,我做了删除。至于以胎儿进补的照片,恶心的度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我没有公开贴出来。

其实,你并不否认卖淫、赌博等丑恶现象在某些地区的泛滥,只是觉得这伤了自己四川人的自尊。但我要说的是,得到自尊不是靠着隐瞒、欺骗——“用更大的谎言来掩盖上一个谎言”——来实现的,也无法靠某些当权者的“文字狱”手段——“消声”——达到目的,而是真正凭着爱人之心、凭着社会的良心去做这些中国困境的变革。那是对死于天灾也是死于人世罪孽者的最大告慰。 愿他们在天有灵。

另,文章写出来,我就准备应对挑战,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

谢谢您的追问让我可以更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意思。

附“热心”人士的责难——

##CONTINUE##

Pha.sj:

对不起。文章首句,“四川的卖淫、赌博和以吃胎儿进补的丑事”,且不说这句话通不通了,意思大家都能够明白,看作者接着也是表示同意,说四川的小姐如何,麻将如何,中国人的嘴又如何(没好意思点四川人的名,但中国人也将四川人包含其中),并总结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笑谈”,俨然将首句所述情况坐实了。
作为一个不算见多识广的四川人,不得不路见不平,站出来说句话,我对前两项还偶有耳闻,但最后一项“吃胎儿进补”与四川人联系起来实在是闻所未闻,如果属实,请给出让人信服的依据。
即便是前两项,也不过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吧?我还听说过,东北的小姐也比较有名气,而在山东农村,也有打麻将娱乐的活动。但是我不清楚全国的嫖界、赌界的情况,所以我不会把道听途说的这些零碎事情写到文章中,更不会去随声附和,以示材料生动,以示平易,以示幽默。自己都没把握的事情,拿来说什么呢。
并且,从所谓四川笑谈过渡到作者真正要谈论的“不高兴”的主题,实在牵强,这是过渡句——
“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笑谈,但若笑也只能是汉人间半酣半醒时说笑,独洋人及少数民族不可与论,否则,便有“不高兴”之事发生焉。”
这一句,不显得牵强吗?
既然对四川的调侃与后文、与文章的主题毫无关系,而所调侃的内容又并不确凿,那么只能认为是一处奇怪的败笔了,只能显示出作者的不够严谨,或者说无聊。


事发地点:http://bbs.2muslim.com/viewthread.php?tid=98427&extra=page%3D1

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

少数派的言论——再论“中国不高兴”

 

安然/文

主麻,一位乡老陈词慷慨,举四川的卖淫、赌博和以吃胎儿进补的丑事证明汶川地震正是由于大地承载不了太多罪恶才发生的,并请一位通晓阿拉伯语的年轻人诵读了《古兰经》中的“地震章”(九十九章)。回来后,我先后翻看仝道章版的《古兰经译注》和马坚版的《古兰经译解》,感觉还是后者翻译得更好,但却不适合引来解释当下中国的问题。有神论的观点完全可以从中国人的老祖宗口中说出来,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和“天谴”说已经足以震撼人心了。确立了儒术在中国主导地位的董仲舒就直言不讳地说过:“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汉书·董仲舒传》)四川的小姐艳压群芳;四川的麻将彻夜不息;中国人的大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一概活剥鲸吞;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笑谈,但若笑也只能是汉人间半酣半醒时说笑,独洋人及少数民族不可与论,否则,便有“不高兴”之事发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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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来都是多数可以批判少数,少数不可拂逆多数。有人说这是专制中国的问题,非也!岂独中国有之,这是一切后进、不开化民族之通病(适时补充:应该说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所属的这个族群)!本身为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顺应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和俄国当时迥异于先进西欧的文化传统,就能够清除掉政敌、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实际指挥者、有着诸多新思想的理论权威、同为少数民族的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让他成为“孤独异端”——托氏远在墨西哥流亡,也难免死于苏联特工的冰镐之下。你让我一时“不高兴”,我让你一辈子不高兴!慈禧皇太后这一句脱口而成的名言的确道出了所有东方国家伟大领袖们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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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斯大林等同志已不再是这个时代所有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只有群集于北京乌有之乡书社中的革命遗老遗少们还在执拗地捍卫着他们不可动摇、永不褪色的精神偶像。“乌有之乡”,有些朋友听起来还嫌陌生,它可不是一家单纯的书店,它的各类讲座、观影会等活动在天子脚下办得有声有色,这在中国沉闷的现实空间里是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只是它推动思想“复古”,向民族主义回归,为极左思想招魂,实在就令人疑虑。《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大都是他们的座上宾,因为王小东同志早就是被不安好心的西方媒体册封的“中国民族主义教父”,而宋晓军是《船舰知识》的老总、军事强硬派观察家,还有近来主张恢复传统的诗教、乐教(我的补充:就差恢复被鲁迅、胡适等文化先驱叛逆过的旧“礼教”了),“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的黄纪苏同志,也常在乌有之乡影响巨大的网站上撰文鼓吹。据说就是活动在乌有之乡的这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新左派”。政治上的左右之分源自西方,现代性话语本就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但外来事物一旦传入天朝就会异化,西方的左派就与中国的左派面目大为不同。在那本狠赚中国人钱的大作横空出世后,作者中的四大领军人物齐登《新民周刊》的封面——一张酷酷的立姿合影,看后,我渐渐想起奥巴马去年竞选时的一张相似海报,也是如此双臂交叉于前,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奥巴马是被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指摘为“左派”的,但很难将这位经常露出一口齐整白牙灿烂微笑的黑人帅小伙和中国的“不高兴”作者们联系在一起。

何也?美国的左派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和解政策:与伊斯兰和亲,跟老欧洲修好,同战争总统小布什口中的“流氓国家”伊朗、古巴缓和关系。可中国的新左派的干将们却趁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乱乎劲儿撒着欢儿地折腾起别人来,尤其是欲令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们“不高兴”——中国人相煎何太急?

这不得不让人回想起左派是有“斗争”的传统的。不斗,似乎有这种思想的人就不高兴、不舒服。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本是同根生,都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而来,就因为思想分歧、政治斗争而转变为一场兄弟间“你死我活”的血肉之搏。虽然列宁遭到刺杀报复,但联共(布)终于大获全胜。思想上、政治上的少数派消失了,可也为后来苏联的僵化埋下了祸根。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来都是左派政党,无论是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还是以平等、正义为号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创立、出现,都与西方左派思想在中国读书人中间的传播密不可分。可是,国民党蒋公掌权就要剿共,我朝毛太祖雄才大略、定鼎天下不久即要反击右派文人的叽叽歪歪。没人叽歪了,文革浩劫也就势不可当、如河决堤,苦了中国十多年,误了一代人。

有人说过文革那代人是受害者,但也有狼性,因为他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我将信将疑。但“不高兴”一书的作者们为文章所拟的骇人标题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十足狼性:

“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

如此恶狠狠,要咬人吗?完全是欲从贬低、侮辱自由派知识精英的人格和尊严入手打倒对方,用一系列的污言秽语让他们在人们特别是幼稚青年的心中威信扫地,这和文革大字报、揪斗文章区别大不大?!

我记得研究过斯大林论战文章的历史学家就称从那里面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这位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谓不多产(小时候就见过《斯大林选集》也有好几本,甭说《斯大林全集》了),他的作品明显流露出专横跋扈、以势压人的倾向(相关评论详见《斯大林政治评传》,姜长斌、郭建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这一点上,王小东等人的风格深得革命领袖的真传。因为即使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官方政治话语在非常时刻仍时常按捺不住怒火中烧(在辩论民族问题时这样的风格就很强烈),要祭出语言的暴力,以威胁代替说理。到最后,用的已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了。作为一批实际上还是在一脉相承的体制内找饭吃的文人(王、宋、黄都是官方供养的文化机关的资深人士)——不高兴们也是积习难改。

说到对左派的认识与好恶,我个人比较服气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虽然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少数派,但在今天他绝不孤独。他同时代的人都迷信苏联,他不,他警告世人:“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蚀。”

苏联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形成让他相信“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一九一七年的它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影响远播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连身在西班牙内战战场抵抗弗朗哥法西斯的国际纵队成员奥威尔都差一点遭到不明不白的镇压。这一切让他很快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他后来告诉自己的英国工党同志,自己的祖国“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以上奥威尔言论见他的《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几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一场内战(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等组成)而苏联存在不到一个世纪就在千夫所指下“解体”的制度原因。

新左派如果有意于促进中国人的福祉,那就请多引介西方左翼学者的前沿理论,开启我们这个落后民族的民智,而不是哗众取宠,以斗取乐,抱着历史的负担死不撒手;做左派就应该关注弱势阶层、少数民族、公平正义、绿色和平……,而不是鼓吹大民族主义,替政客当仇恨的吹鼓手;少扮几回国家主义的号召人,那是在以文论劫持政治,以政治劫持国民,中国人挨这样的斗、吃这样的苦头儿的记忆太丰富了,看看网络上体制外博民们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全方位声讨,就知道你们的戏法儿已经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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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中国可以不高兴,而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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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然

有人质问我为什么要写《未完成的束海达依》,要给哈马斯那样的恐怖组织唱赞歌,而且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不便言明的准阿拉伯身份。我要坦白自己的历史,我不仅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写过东西,而且,还为车臣恐怖分子、匪首、前民选总统马斯哈多夫写过悼诗,也就是那首已在网间流传了四年光阴、被纷纷传说为车臣民歌的《车臣尼亚别为我哭泣》,有人还把它引用到自己的小说里,说成是车臣游击队员最喜爱的战歌——没有上过一天战场的我实在是太荣幸啦。其实,我还以藏人的身份写过诗,比如《为了自由怀念》,这样的融入式情感体验在我的写作过程里比比皆是,在我的作品中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正是写作的魅力所在。

那些对少数民族人士一向十分敏感与十二万分警惕的中国人,为了一首小诗反复追问我的原因,我猜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们不明白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儿;二是企图要我改变,变得像他们一样在千万人众中分不清自我。有中国特色的同化道路是被不计其数的大小汉族文人美化过的“大一统”,从表情到精神的完整改造,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大到让你不堪重负,彻底放弃小我存在的意识,选择像大多数人一样做一头没有思想、充满欲望的动物。动物最安全,做人是危险而痛苦的。因为是“人”就有可能会产生“邪恶”(在某些高级动物看来)而不切实际的理想,动物的原始本能——欲望则是消费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里是可以免罪,并受到热烈追捧的。

动物世界里也像我们人类世界一样分三六九等,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有一句被修正过的口号是如此解释这种情况的:“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从“一律平等”到“更平等”,丧失思考能力的动物们都只有目瞪口呆、盲从欢呼的份儿。

动物庄园(其实翻译作“动物公社”不是更贴切)里的动物不能使用太过个人化的话语,喊得都应是口号,何况我辈在那里面还属于一个特殊阶层——“野生动物”。奥威尔在那本旨在揭露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伪社会主义的政治小说里,用野生动物隐喻少数民族,真的很传神,我们还真的和野生动物们有神似的地方呢,我们都不曾也不愿接受“文明”(无论是苏俄文明还是大汉文明)的驯化。

所以,某些拥有特殊利益、身负特殊任务并“潜伏”(这个词儿随着一部电视剧的热播流行起来了,老夫也赶一回时髦)在我们身边的同志们不能眼见我这头“野生动物”流露自己独特的认同、肆意表达少数民族的悲情而无动于衷。他们痛心疾首啊,一个人内心悲情地洞开就能够威胁到他们脆弱的国家安全与族际和谐。我确实不能认同你们,当你们靠不人道的压制和卑鄙的阴谋来维系这一切的时候,请不要让我去爱你们以及你的国。因为你我并不一样,我这个附属民族的成员没有表达的自由、悲情的自由,生命及尊严也从来都是朝不保夕。

一个汉族人面对来自西方的人权与民族问题的过度指责时可以爆发出一种“中国人的愤怒”,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也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大声谴责;而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公开提出的不满甚至是抒发对穆斯林近亲的同情都会被想当然地认定为“民族上层中有分离意识的人在国外势力的扶助下为了政治目的人为地煽动仇恨”,要治其谋逆大罪。同样是悲情,同样是意见,所给予的待遇很不同。

在中国从帝制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艰难百年中,汉民族遭遇了来自西方人乃至近邻东洋人的入侵与欺凌,长期承受异文明的压力,民族心理不平衡,群体内部积聚了极大的民族主义悲情,这是历史的伤口,有目共睹,我也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但很多以西方文明受害者自居的汉人却不愿试着去体察更弱、在汉文明压力下更加无助的少数们——藏人、维人、蒙人、回人积攒下的伤口。歧视加于自己身上会令他热血沸腾,而他不认为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句话:拥有不高兴权力的是那些以中国自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们,无权的我们也无权表达自己的“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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