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边疆民生 盯紧权力之手
2012年6月27日星期三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围观改变中国】当熊猫追我时，朋友们没有沉默
“
在深沉的夜晚，在整个的生活，
眼泪滴在纸上，换着各种衣服，
这些压抑的日子里，我行走。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
——巴勃罗•聂鲁达 《逃亡者》
媒体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少数民族诗人真回安然遭当局恐吓（图）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y2-06152012092041.html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回族诗人安然被济南警察追捕
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uyghur_poet-06152012113752.html?encoding=simplified
维吾尔在线：警方追捕回族作家安然 禁止其为维吾尔人说话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3435
网友声援
「新疆」消息 水谷尚子 @NAOKO_MIZUTANI_
安然さんの「漢人の民主人士に注目すると同時に、少数民族が抱えるもっと苦難の多い戦いを、どうか無視しないで下さい。獄中のパミール・ヤセンさんをどうか忘れないで下さい」という記事。
https://twitter.com/NAOKO_MIZUTANI_/status/213460489399836673
「新疆」消息 水谷尚子 @NAOKO_MIZUTANI_
同じムスリムとして、ウイグル人の境遇へ同情を語った回族の安然さんは、当局から「警告」を受けたとのこと。日本のムスリム同胞のみなさん、彼をフォローし、動向を見つめ続けて下さい！それが彼の身の安全に繋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このかたです。
https://twitter.com/NAOKO_MIZUTANI_/status/213446951465779200
秀场寡头 @xiuchangguatou
姓马的母亲在喊你，我的回回，我的心肺。 RT @ismaelan: 《我枕着一柄刀睡去》 http://ff.im/-YKrTQ
https://twitter.com/xiuchangguatou/status/213653050546589696
唯色Tsering Woeser @degewa
穆斯林诗人真回安然今日上午发博文：“我暂时还未落入他们手中，但政治恐怖正在逼近我，但我不会因此而患上政治冷淡症，与其麻木苟存，不若鹤鸣九皋而死！”
https://twitter.com/degewa/status/213486314639720448
トゥール ムハメット @etman09
中国人ムスリム詩人真回安然さんが緊急救助を求めています。真回安然さんはウイグル人の危機的現状を中国社会に発信し続けています。当局が彼に手を出すかも。
https://twitter.com/etman09/status/213417939381125120
トゥール ムハメット @etman09
有人不仅不沉默反而助纣为孽，而您，以真穆斯林的勇气摇旗呐喊，不畏强暴。钦佩之际，愿安拉保佑您。我将请求我所在清真寺伊玛目在杜阿中专为您祈祷。愿安拉与您同在。@ismaelan
https://twitter.com/etman09/status/213566913769504768
トゥール ムハメット @etman09
The Chinese muslim writer Mr Anren is in danger. Please take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help him.
https://twitter.com/etman09/status/213546720984973312
トゥール ムハメット @etman09
Thank you my brave br! Allah bless you! We Uyghurs thank you for your fight.谢谢您， 兄弟！ 真主与您同在！维吾尔感谢您，并与您同在！ @ismaelan
https://twitter.com/etman09/status/213554634118283264
还有多家网络媒体和大量素不相识的网友转发评论了相关消息，在此深表谢意！
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遗忘与记忆的角力：香妃
文/安然
离开喀什噶尔前，我匆匆去了一趟郊外的香妃墓。这完全是临时起意，本来行前我已决心绕开那个地方，我不愿去见那个让自己感到难言的情绪复杂的人物。
她被人们太多次的讲述，可她终究只是重重宫帷后的一道幻影，连名字也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漫漶不清。在乌鲁木齐的那几天，我偶然得知她的维吾尔本名：伊帕尔汗，那些热衷于研究清宫秘档的专家则喜欢叫她和卓氏、容妃。
和卓，圣裔也。讲述一位被迫进入清宫的圣裔，总有一丝尴尬与不敬，可这个严峻的时代不再容许我们沉默不言了。
由于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家里，我对官方记录存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野史给她的名字叫起来太过香艳，可我宁愿如此，也不愿跟官家一起假正经。
那天，我从萧索的喀什大巴扎走出，南疆充沛的阳光立时如羊奶般倾泻下来，照得我眼花缭乱，却没能冲散我心头沉重的阴影。几日来沉浸在凋零的美、卑微的尘之中呼吸都变得涩滞，除此而外目光就光是与那些粗制滥造的现代化碰撞。盛夏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着四伏在热浪中的城市寒意，这击碎了很久以来我对西域流着乳与蜜的想象。
我无法把想象套在面前这座面目全非的丑陋的蕞尔小城身上：这远在天边的喀什噶尔，这近在眼前的喀什噶尔，这是令人神往的喀什噶尔吗，它还是那座中亚圣城喀什噶尔吗？！一位维吾尔古代诗人在他们的光辉岁月里曾无比骄傲地唱道：
“朝觐为什么要去远方，
喀什噶尔有的是圣徒的麻札！”
这是一座丢失了老灵魂的被开发的城市，我像一个寻亲的孤魂在这里已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本不该来这里。
失落中我信步来到一个汽车站，仰望车牌，那上面用汉文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沿途停靠的站名，但对我来说仍然毫无意义，我是这片土地陌生的闯入者，东西南北尚且需要指引，简单的命名意义并不大。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了眼帘：香妃墓。既然连想象都已遭颠覆，想象中的计划还有何用？一辆公共汽车疾驰而来，我未假思索就踏了上去。
我的记忆已模糊了：这辆车到底是正规的公交车还是维吾尔人经营的那种小巴？我只记得自己挤上过这种小巴，满车厢的维族人中间夹我一个老回回，偶有目光打量，但我既没有被偷也没有被捅！
我的记忆已模糊了：下车后我是循着街头的指示牌还是一路打问着走进那条绿荫小路的？越往里走，我越担心自己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两旁掩映的农舍让我感觉像是进村了。后来我从书上证得那就是“浩罕村”，它和浩罕汗国，和后来的阿古柏伯克有何渊源，我没深究，但听说阿古柏统治时期也曾修葺过香妃墓。
当我就要迷失的时候，那片高大的建筑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宫殿一样升起在了前方。
我是买票进去的，之所以我的记忆力在此处得到了特别的加强，是因为在库车大寺和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我都拒绝购票。这场旅行蓄谋已久，身上的钱虽不多，但足可支撑我游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的各处贫寒的绿洲。拒绝是为了彰显一种主人的姿态，夺回一种天经地义的权利：穆斯林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出清真寺！
实际上，香妃墓旁也附设有礼拜堂和进行伊斯兰教育的经堂，很明显，这是典型的苏菲道堂的格局。但蒙尘的道堂年久失修，摇摇欲坠，被闲置在崭新的光阴里。“教经班”在新疆如同法轮功那般被打压，当局倒是对回族社会中存在的穆斯林学校采取漠视的态度，我的同胞满足于宗教上一知半解的争论，大概在当权者眼中是既可笑又无威胁的吧。
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记忆的力量与抹去的力量之间的角力，正如有人希望人们对文革失忆那样，也有人希望西域的往事如烟散去。可当我置身在那宏阔的穹顶之下时，我的记忆瞬时锐利地如鲜血漓漓的匕首一般！我甚至想去反驳讲解员向人们虚构的乾隆皇帝与伊帕尔汗之间的缠绵故事，我打心眼儿里不愿相信天朝的伪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告诉人们，在未来的专制国家内有一个奇特的部门“真理部”，它的职能就是每天删改过去的报纸，以使旧闻符合现实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谎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和生存方式！其实，就像四大发明一样，据我考证，“真理部”的出处也在天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下，那位虚伪的十全老人焚毁了多少禁书，虽已无从统计，但其在历代典籍上所做的手脚却一直为后世所诟病。
旅美的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曾写过这样一句诗：
“官书自古诬兼妄，
实录唯凭野史传。”
《清朝野史大观》辑录了有清一代的各类史事，在“记回部香妃”辞条下有这样的一番记述：香妃为兆惠将军俘获，献于皇帝。香妃身怀利刃，坚拒不从，如此数年，每思故乡风物，默然泣下。孝圣宪皇后不忍，招之近前赐缢死。
我从故纸堆里搜得的一首香妃填词的木卡姆唱曲恰可为之做个注脚：
这，真像我的家乡：
故国轻柔的语调飞扬，
将我家乡的歌儿唱
——在那晨曦初透的时光，
高塔的后方。
但，相似仅止于斯，
那只让我，想家想得更痴，
昔日同伴的语丝，
才能将我把乡愁医治。
这，真像我的家乡，
却总让我更添愁肠，
我呀，但愿能够遗忘。
好意盖起的宫院，
却是赝品一座。
他要我的欢颜，
我却卸不下心中的怨。
为何翘首西盼？
只为啊！我的家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这近在眼前的家指的就是香妃寝宫外的回回营。为了安抚伊帕尔汗的思乡之情，乾隆不仅从西域迁其族属千余人进京，还将这些形同人质者安置在香妃所居的西内（今中南海）外，香妃每每登楼相望，以见父兄，此楼，古称宝月楼，今称中华门。
遥思千里，我在那座圣徒的麻札里，曾为她和她的72位族人接过都瓦，那里面的72座坟茔下睡着72位圣裔，72人之中生前最显赫的阿帕克和卓却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着，这位曾经的“世界的主宰”更是一部难言的往事。
先知曾说：“当你处世彷徨时，便求教于墓中人吧！墓中有天堂的花园，也有地狱的火坑。”
祝先知和他清廉的后人们平安！
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
2012年5月17日星期四
沦落为菜市场的法庭
在清华做法学讲席教授的冯象先生最近出了一本谈中国法治现状的书，书名很有中国特色——《政法笔记》。书中有一篇名为《中国要律师干吗》的文章，在这个天天宣传“依法治国”的国家内，为何一位有着耶鲁、哈佛的双博士桂冠的学者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自然令人惊诧。文中提到两个互为矛盾的现象：一是天朝律师多，二是天朝的律师无用武之地。天朝的律师多到何种程度呢？据冯象先生介绍，2003年中国的律师人口就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如今则可能早已实现本朝太祖“赶英超美”的夙愿了呢。与此相对照的是“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
拜最近身陷一桩又一桩的官司所赐，书生气十足的我开始对各类法学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官司没有打赢过，但在法学上倒是大有进益，以致本人亲撰的民事反诉状呈请到专业律师那里，也审校不出大的错漏。虽然做了充分的法律作业，但我仍对是否能为自己进行充分辩护存有疑虑。文字毕竟不同于现实，置身于一个对我素有成见的政法系统之内，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做了最坏的打算。2012年5月15日一上班，我就与济南历下法院的法官通了电话，鉴于另一方的当事人曾致我受伤，有暴力倾向，并在以往的庭审中有咆哮法庭，遭到法官训诫的记录，我要求法院在法庭内安排法警，保证所有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我提到，对方曾公然在法庭上冲过来袭击我，因遭法官从中拦阻，才未酿成更大事端。然而，5月16日的庭审仍如一场闹哄哄的活剧。在我宣读诉状，行使陈述、质证权利的过程中，不但多次被对方当事人粗暴打断，而且还匪夷所思地引发法官大人对我的怒火。我对这无名之火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只是希望法庭对书面提交的证据搜集申请给予一个书面答复。这样的请求是不合理还是不合法？
我在举证期内提交给法庭书面搜集证据的申请，请求法院对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科院路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详细列明了六项所要调取的书证，但法官却在开庭时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六项证据无一所获！
本该愤怒的人是我！
也许是我还不适应这个“权比天大”的社会，我明明在历下法院的接待室内眼见法官大声训斥着一位位律师，我又有何德何能，不愿对此低头忍受呢？当日目睹此情此景，立时失却了对律师的某种仰视，回到家后我对家人笑谈：我们的三千元律师费也可省下来，法官训律师如同训儿孙一般。
为何熟悉中国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理论的法律人也会在司法实践中噤若寒蝉？《律师文摘》对个中原因有所披露：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五百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有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又最终宣判无罪。在律师中间出现的寒蝉效应就是在不断被司法机关递送进班房的过程中形成的吧，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何大多数律师在听完我对案情的讲述后选择了回避，我的少数民族写作者身份和写作中对少数民族现状的敏感表达，让他们对为我这样的人辩护充满了恐惧。
而5月16日失控的犹如文革批斗一般的庭审，则让我自己也最终放弃了陈述，我对法庭的书记员说，请在庭审记录中记下我的话：“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已无话可说。”在如同菜市场上的争吵一般的庭审中，想必水平再高的大律师也无发挥的可能。在我看来，审判员失去了对庭审秩序的控制，对违反法庭规则的当事人既没有责令其退出法庭或罚款、拘留，而是听之任之，甚至，本应居中裁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与另一方的诉讼参与人一起向我发难。
事后，在辗转难眠的静夜里，我试图为此找寻答案或曰背后的真相。由于所谓的优待，少数民族人在汉人眼中似乎是有原罪的，在各种场合的辩论中这一问题往往作为大批判的黑材料被提出来，其实，那些从未在现实中落地过的纸上承诺，有多少少数民族平民百姓真正享有过呢？很多时候，“优待少数民族”的口号和征服者“优待俘虏”一样，喊出来是为了欺世盗名。我在想，是否因了这令汉人忿忿不平的原罪，因了日嚣尘上的种族诋毁，身为汉人的法官和当事人才会对这个少数民族诉讼人有着如此激烈的仇视呢？
在英语中Justice（司法）也兼有正义、公平之意，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西方民族国家业已实现的理想。作为一个关注少数民族境遇，本身也官司缠身的少数民族人，我在想，在多民族国家里，是否因为有着独特的国情，法治正义就只能和主体民族有关，有天朝特色的法治就只能是权贵操控下的“多数人暴政”？
2012年5月11日星期五
不肯为他人说话
昨天，云南昭通发生了一起因征地引发的自杀性爆炸，多人死伤。这则突发新闻带给我两重思考：惯常出现于国际新闻中的一幕，开始在中国上演；惯常对中东的宗教狂热大加讥讽的愤青们，也在微博上一边倒地表达了对悲情人弹的支持。一位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名望的神学家曾说，巴勒斯坦的自杀性袭击者是为了反抗横暴的占领者，他们牺牲生命是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那这位昭通的袭击者是为了什么呢？当人们追寻真相时，却发现连此人的性别都变得莫衷一是了。先前的报道说袭击者是一位女性，此后更有此女还身负幼子、为夫寻仇的传闻。随即当地公安机关出面辟谣，声称袭击者实为一男子。其实，无论是男是女，在和平时期“人弹”的出现都为中国人日益严重的暴力倾向敲响了警钟。而此前，各地在处置社会矛盾时对警力的滥用，不但是刺激了敏感的舆情，更是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民众起了十分恶劣的暴力示范效应。如此上行下效，我们将或已经在面对一个“国无宁日”的局面。
另一重思考得益于一位一直同情少数民族的汉族朋友的微评，他在推特上说：“新浪微博上对云南自杀炸弹抗拆迁的支持比例是100%。如果——只是假设——用自杀炸弹的抗暴的不是汉人，还会如此吗？在中国，连反抗都是汉人的特权。”是啊，如果袭击者是新疆的少数民族，一定会被加上“恐怖主义”的罪名，那一刻，同仇敌忾的官民是无暇也无心去关注异族人的悲情的。中国人常常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民族主义的历史课本一直如此告诉我们，自1840年以来中国长久地被侵略被殖民，在求得解放的过程中，中国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种民族史观的问题在于它只记住了自己是受害者，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加害者。同光年间陕西屠回和左宗棠西征带给丝绸之路上的回族人、维吾尔人那些难以抹去的血泪记忆，在教育当局编撰历史教科书时却被选择性的无视掉了。这样的历史教育正在为这个世界生产大量的有着受害者心态的中国底层愤怒青年，他们缺乏人文关怀的能力，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只知一味地在各种国际或国内冲突中表达不假思索的愤怒，在一轮又一轮的民族主义高潮中充当廉价的生力军。在如今的网络上不乏一些民族主义愤青敌视少数民族的皇汉言论，我很少与之争辩，因为我清楚，辩论只会令其愤怒，却不能改变他们已成为思维定势的偏见，更不能奢望愤青们肯为他人说话。繁华似锦，烈火烹油的经济表象之下，对天朝的前景我却一点儿也乐观不起来，很难说，中国的愤青们不会在未来的社会危机中像二战中的德国青年那样成为极右或极左思潮的炮灰，国家和民众被他们拖入灾难。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我也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接着他们抓工会成员，
我还是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之后他们抓天主教徒，
我依然不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时，
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又想起这首镌刻在波士顿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塔黑色大理石上的忏悔诗，它的作者是德国的一位新教牧师，名叫马丁·尼莫拉。在成为牧师前，尼莫拉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军人，支持过掌权前的希特勒。不久，就因为反对宗教控制而与纳粹决裂。他在1937年入狱，直至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幸存的尼莫拉写下这首忏悔诗。这位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难者的著名自白告诉我们，有时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也可能曾是极权统治者的帮凶。它的意义历久弥新，因为极权主义的政治骗术还很年轻，警察统治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肯为他人说话所要付出的代价，谨记，切切。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
争当权势者最好的鹦鹉
辱圣事件
有人向不情愿的道歉者“鼓掌”、“致敬”
回汉冲突
有人争先恐后地向汉族同胞表达“同情和慰问”
还有人学着CCTV的调子不失时机地向阿拉伯之春发泄“义愤”
我像一个不能开口的游魂在这家穆斯林论坛潜水
焦虑
绝望
目瞪口呆
然后在愤怒中开悟
这“有人”是在争当权势者最好的鹦鹉呀
Demonize hui Muslim political cartoon.
Someone in chinese Muslims have been brainwashed and I hate their servility.
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
政治精神病
年少轻狂时，自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在丛林中，“弱势”即“绝境”。那时的立场已为最后的绝望埋下了伏笔，只是当时意气满怀，虽中过若干暗箭也不觉甚苦。但最终我还是清醒也悲观地觉悟道，在一个行事没有底线的国度里，连抵抗也是绝望的，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发生。
如果我告诉你，我被一个女人打败了，你相信吗？如果没有2011年2月25日的那一幕，连我自己都不肯相信。那天下午，我在地下室里被一个女人袭击，猝不及防中被人从身后拽着电脑包带拉倒在地，不仅包带断裂，而且胸口处传来一阵阵刺痛。我忍着心口的绞痛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问那位身高近一米七的女斗士，此为何来？此时，她显然不欲与我辩理，一边狂喊着“杀人了”，一边猛然将手伸了过来。先是将我近六百度的眼镜抓走，再在我的左脸颊上留下一道从眼眶贯穿至鼻翼附近的深深血痕。
我报了警。前来的两位警官大人看着满脸血污的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之意，还要给带上手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来自2009年75事件时约谈过我的济南市历下区科院路派出所。
一头受伤的高加索的狼
在迦那呛人的黑雾里穿行
没人了解它的身世
只知道那是一头绰号疤面的高加索的狼
它因何流落这铁笼似的城市
又为何受伤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在这块被黑衣完整覆盖的大地上
人们只知道低头走自己的路
——《丑陋的迦那划伤了它的脸》2011年3月5日
“迦那”为梵语对中国之称，这首写于时隔一个月后的小诗隐晦地透露了我对此事前因后果的思考。虽然派出所偏袒那个女人，但我没做过多纠缠，也没有选择在我熟悉的网络新媒体上发出呼救与声讨，我对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司法系统毫无信心，对自己那个贫弱民族也无信心。我一向认为我的博客“一个回族人的时代言说”是我为民族建立起来的发声的公器，公器私用，于心不安。我选择隐忍，但没有放弃抵抗。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论述知识分子应该“对权势说真话”，既然我选择了为穆斯林少数群体说话，我就会将言说进行下去。随后，我投入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观察与评论之中，力图摆脱外界的干扰。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法院不断发来传票，派出所也不断约谈我的父亲。一次，科院路派出所的一位负责人孙敏曾威胁我父亲，公安机关将劳教我。为此，他们要求我做第二份笔录，试图通过施加压力让我自证其罪，进而为新的惩罚我寻找借口。我为自己的清白做了坚决的辩护。
最近，朋友告诉我，安然同志的实名“崔浩新”已成为一个热门关键词，一搜索即能出现大量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网页，那个女人干的。她声称我是“精神病患者”，而且，言之凿凿地说是科院路派出所向她展示了一份我的病历。
在一年多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我确实身心俱疲，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还没有入院，就为我准备好了病历，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态度不免太过体贴了一些。
这让我想起一段苏联的往事。在苏联，精神病院不归卫生部管，而归苏联的内务部管理。喀山医院就设立在喀山监狱之中。医院里没有医务工作者，而是清一色的捍卫国家安全的警察先生们。苏联医学界专门发现了一种新病种——“政治精神病”，因此，大量的良心犯得以入院“治疗”，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良心或彻底疯掉为止。
如此看来“精神病”作为政治术语是有着悠久的红色传统的。科院路派出所和那个女人都未说谎，只不过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理解始终跟不上形势。
1983年，得知世界精神病学会将要开除自己的会员资格时，苏联专家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会长刚要宣布时，全体退场以表示是自己先行开除对方的，而不是相反。他们走出去的样子很骄傲，世界精神病学会的专家认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病种。
原来在红色国家，无论是异议分子，还是官僚阶层，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病学被研究的对象。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法院一日游
一日之内周游在历下法院的接待室、档案室和济南中院的档案室、行政庭几处衙门，虽然天地间依然春寒料峭，体内却是燥热难耐。当疲惫已极的我最终被告知，按照历下法院的内部规定，我这个当事人无权查阅、复印庭审记录时，一股怒火喷涌而出：“到底是你们的龟腚大还是法律大？”
女办事员迅即将玻璃窗内的话筒一关，扭头继续CS，不再理睬我了。
悻悻而归，气闷中闲翻《老残游记》娱目。
这本出自封建末世的谴责小说实是那个时代一位有良心的书生——刘鹗记录的“山东官场”之见闻，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晚清尚有不爱钱的“清官”，于今之世，衮衮诸公何者敢自言不爱钱？公示官员财产从“雷声大雨点小”到渐无声息，又是何种势力在极力抵制？！
晚清的赃官内心尚存一念羞耻之心，自知收敛，不敢胡为，今日之猪官却是一边残害志士一边不忘酒色犬马，末世之兆甚于封建矣！
我乃一介书生，知对手查阅了案卷，自觉也有权利查阅，于是贸然前往，在这个处处用钱买路的时代不免吃闭门羹。由此也可知对手是有社会经验的或更懂得天朝的潜规则。
请问各位看官，小生是放下清高，以一副奴颜婢膝之像去求人找路子；还是面向那个早无希望了的无良司法大喝一声：
“呸！”
2011年1月8日星期六
2010年4月2日星期五
怨灵归来兮
文/安然
听到莫斯科爆炸之声，我即知是车臣人所为。当年，普京这个刽子手在大屠杀后，擦擦手上的血，转身微笑着对俄罗斯人说：“车臣问题解决了。”可现在怨灵归来了。
中国的网民也没闲着，又在隔岸观火、跨国喊杀了。这真是奇怪的一群：在国内有切肤之痛的问题上，他们一味迷信青天大老爷，希望专制开明一点儿就好；在遥远的附属民族的反叛问题上，却一反“温和”的常态，疾呼铁血政策。当真有一日，各种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外患裹挟着内忧一起杀来，可是一定要送这些人去当“英雄”的呀，战场上需要优良的炮灰。
当暴君对弱者赶尽杀绝时，你们没有对他说不；当弱者绝望地以命相搏时，你们却斥责弱者的行为太过残忍！
是的，穷人的手中不握有巡航导弹，他们的反抗是不够精确。但面对种族灭绝式的压迫，反抗即美德！不顾此一人间公理的道德家是虚伪的。
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各国争先恐后地欲将本国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搭上这趟“国际快车”。岂知多年下来，“反恐”不过是一场愈演愈烈、望不见尽头的死循环。哪个族中不生养出几个不畏死的烈士？
西方谴责了爆炸。那是因为在伊朗核问题上他们现在有求于俄国。但车臣战士不会听命于西方，否则他们也不会选择此时在俄罗斯的心脏上扎上一刀！
我不会谴责车臣的“V字仇杀队”。与俄国军队在车臣土地上所犯下的大规模、系统性的战争罪行相比，恐怖主义的伤害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当一个人深陷炼狱般的生活，眼见自己的同胞、父母、兄弟、姊妹一个个或死去或失踪或被辱而生不如死，如果他还能坦然处之、毫无反应，他就不算是一个人！
那些对恐怖分子的行为无法理解的人们，即使你们不宽恕他们，也该追问一下：车臣人是从一开始就如今天这般无理性的吗？在2002年的莫斯科机车厂大剧院和2004年别斯兰校园危机中，车臣武装分子是想挟人质以求对话的。可他们得到是毁灭的回答：129条和380多条人命！其中大多数死者是无辜的俄罗斯人质。普京恃强斗狠的疯狂举动将对手也逼上了一条疯狂的不归路，之后才有人群中无言的自爆……
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殖民统治了几个世纪，为什么他只能笑，而别人只配哭？
我不会用“女人弹”、“黑寡妇”这种贬低人格的词，我会用“女性袭击者”这样中性的词。但假如我确认她们是为民族和信仰而献身，我称她们为伊斯兰的“舍西德”。据说在俄语中也有一个对应的词汇：shakhidki
饶舌的媒体说
穆斯林的男人不珍惜你们
泪水和笔尖为我作证
我的姐妹给予我的悲喜
正将我撕裂
是谁催开了这朵苦难花
是谁夺走了她们的爱情
是谁夺走了她们的童年、母语和父兄
是谁把她们的家园变作了魔窟
忏悔吧，地上的罪人们！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
别了，维基百科～
晚上收到数条推文，都和中文维基百科上的“真回安然”之争有关。看到有的朋友为俺争得怒发冲冠，心下实在过意不去，只得抱病（牙疼～）出来揭自己的老底:昨日编辑"回族"条目时,玩心一动就将自己也添上了，未料在"自由的百科全书"上竟遭抵制，仍无话语空间。这让我有点伤心。
对西方的自由价值观我是心向往之的，也许，自由、平等、宽容的理念真的能惠及中国和她的边缘民族呢？Wikipedia创建于西方，独立于国内网络审查制度之外，因而它的公正性备受我的信赖，我在自己的博文注释中就时常链接它的词条。但经此一事，让我真切地领受了一回中文语境对外来事物的异化能力。
我对中文维基执行自己的规则表示服从、理解，不再执着于此事，难道网络信息海洋中一条微不足道的词条也会演化为一桩事件？就让“真回安然”从中文维基百科的审查办公室里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只是对于在推特上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回族青年的尊严仗义执言的@ lihlii先生，我还是要郑重地对他说：“感谢您，我的异族兄弟！”
Technorati 标签: Wikipedia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族裔文化公正的缺席
安然/文
对参与75事件的维吾尔民众的审判，效率极高——往往当天开庭，次日即行宣判（有几起案件甚至是在一日之内完成从开庭到宣判的全过程）。再经由官方媒体配合报道，整个过程被渲染得俨如一场简单而隆重的政治秀。如此匆匆走过场，实不出意外。因为中国官方从一开始就将西元2009年7月5日那座疑云密布的乌鲁木齐——发生了一场很快夭折的维吾尔大学生组织的抗议韶关种族仇杀的游行和随后异军突起的汉维街头械斗——断定为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精心选定的暴乱地，卷入事件的维吾尔人在代表主流群体“汉民族”利益的当局口中是未审先判的“暴徒”，他们是挑战“大汉王朝”大一统敏感神经的国家公敌。
有“消息灵通人士”在维吾尔在线国际中文论坛得意洋洋地宣称，整个审判中将有100人被判死刑。由于这些人之前放出过只有新疆安全部门才掌握的75当日的市政监控录像，在以往的论坛发言中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新疆汉人”身份……因此，他们此刻的再度爆料，令人感觉格外意味深长。关注维吾尔命运的人们急于知道是什么样的背后原因和现场具体诱因引发了暴力，如果法庭在审判中不周详地考察这些因素，就如那些“新疆汉人”所愿地大开杀戒，难免被外界贬斥为充当了种族清算的并不体面的遮羞布。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审判“75”充其量只能起到对主流群体的民愤有所交代的作用，除此而外，不仅距社会正义愈加遥远，而且必将加深已有的民族裂痕。
司法审判的最基本的准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新疆的事情向来最具“神秘感”。即以对75事件的描述为例，当事双方就各执一词。当局一方继续沿用对少数民族抗争活动的定性，用“暴乱说”一言以蔽之，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作为原住民的维吾尔人对汉族移民进行了暴力攻击；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组织的指控中则有“灯黑后枪声大作、有上万人一夜之间不知所踪”等情节。虽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和众多非政府组织要求就新疆事件展开公开的国际调查，但都遭到中方断然拒绝。中国政府回绝皮莱女士的话算是很客气了，称之为“过分关心”。
外人不准关心，内部则乏同情者。邓玉娇杀人能赢得全国上下一片喝彩声，一方面她自有可悯之处，另一方面她本人并非维吾尔那样在种族、文化上与汉人差异巨大的异域民族的成员。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少数民族的暴力时只有不解和愤怒，但之后又不愿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做全面的了解，更无意去体会少数民族积聚已久的对族群安全的焦虑，而这恰是民族动荡的主因。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家实力的增强非但未带给中国的主流群体“汉民族”以安全感，反而促其加快了削弱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教育、语言方面自治权力的进程。在迫使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从属于另一个民族之后，开始谋求令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归并入主流群体之中，中国境内所有真实存在着的少数民族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此种文化生存上的威胁。
60年来，中国陆续以军垦、支边、开发的名义对新疆这块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大规模殖民，当地汉族人口由1949年的1%猛增至如今的40%以上，在首府乌鲁木齐汉族人更是占到人口比例的80%，令少数民族在传统领地上已然成为少数。
在汉语已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后，为进一步压缩维吾尔语的使用空间，当局强制少数民族从小学习、使用汉语，誓将一个语言群体连根拔起。
维吾尔民族和回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其宗教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核心部分。深味于此点认识的汉族殖民当局对宗教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使尽浑身解数。为了限制乃至最终消除伊斯兰教在少数民族内部的影响力，当局严禁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最近更表态要将“诱使未成年人信仰宗教”列为非法。这些明显具有针对性和歧视性的地方法规的制定首先就违背了中国宪法对公民信仰权利的公开承诺。一个人自是生在中国，即是中国的公民。无论其年龄长幼、民族不同，都应享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包括信仰权。身为少数民族的父母对子女教育引导的权力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难道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形态的努力在中国都属于非法活动，难道新疆当局的所作所为可以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无法无天？！
当少数群体被弱化至丧失区域性人口优势或其区域聚居规模不足以维持其语言时，它即丧失了地方自治的能力，在文化上等同于消亡。这就是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的残酷现实。但每当这些族裔文化群体向政府要求自己的集体权利时，都会被加之以分裂的重罪，倍遭摧折。而少数民族都很清楚维持殖民体系运作和充任镇压机器者正是当地的殖民群体，这就是无论是拉萨还是乌市的反抗者为何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当地的汉人的原因所在。
一味地将人们的视线转向对暴力的谴责，而对族裔文化公正采取漠视态度，既不公正又十分虚伪。
当主流群体对国外势力单方面改变其疆界、体制或自治权的企图进行暴力反抗时，这样的暴力被称为集体自卫权利；为什么少数民族就不可以为保卫自己的传统领地、文化和自治传统而行使集体暴力？
面对棘手的少数民族问题，有一种解决理论在民主成为共识的时代浮上水面：即主流群体成员通常愿意劝说少数民族优先考虑民主和人权，而不是他们的少数群体权利问题，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主流群体成员明白少数群体权利问题向后推迟的时间越长，主流群体得到的时间就越多。他们可以侵占更多少数群体的土地，削弱其教育和政治体制，直到少数民族再也无力作为一个有活力的文化个体存在下去并实行有效自治。
我不认为中国的那些拥有悠久传统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会在压力下失去生存的智慧与机会，蛮横的镇压绝不是中国民族问题的保命金丹，逐步推动人们正视族裔文化公正才是惟一可行也正确的态度。
Technorati 标签: xinjiang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
沉默就是胁从 批评不应停步
文/安然
这些内容是我不愿意公布的，我宁愿它只是宣泄内心怒涛的一次日记。不止一次地劝慰过自己：宽容一点，后退一步。狗咬了人，人不应该再去咬狗。
可深夜偶见的一条推文让我变得忍无可忍：“上海一网友在火车站附近被哈密瓜扎针 //全国各地很快会掀起围剿维族的群众运动”。当殖民主义思想的鼓噪小丑开始罔顾常识造谣时，沉默就是在胁从犯罪，就是在静等下一个奥斯维辛时代的复临。因为历史总是让人无奈的相似，就在71年前的德国某夜曾爆发了一场纳粹民众袭击全境犹太人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而之前在德国人中间以半公开的方式口耳相传的反犹流言无疑起到了毒化德国人的心灵和为集体暴行作储备的作用——“不幸的德国少女被犹太色狼强奸了！” “你知道吗，犹太教搞‘祭祀杀人’，血腥的很呢！” “昨天有十个犹太人当街施暴被抓住了！！”（详见《希特勒的20条军棍》一书）
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同样以屠杀四夷毫不手软、满身血污地从历史深处走来，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它的异域兄弟——“纳粹主义”。但汉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地位却比纳粹主义优越得多。在权力者眼中，它即使不是无害的，也是可资利用的一种民众情绪。在有着全世界领先监控技术的中文网络上宣扬大汉族主义的网站、帖子满天飞，俯拾皆是，却没有听闻一个大汉族主义者因自己的过分言论被工作积极的网络警察请去“喝茶”。去年更爆出汉网版主“大汉之风”掌掴在“百家讲坛”讲说满清史的著名学者阎崇年的新闻，语言暴力得以具象化。事后，打人者只是被警方以治安理由处理，并未深究他的种族问题。但在德国，宣扬纳粹主义的言行本身就是一种罪。
相反，在中国致力于公民意识启蒙和代言少数民族者却被当作“异议人士”对待。前不久，警察在约谈我时就“含蓄”地提到了“煽动民族仇恨”问题。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成员如果要想站在污名化的大合唱对面，为自己和其他弱势族群辩诬，就会时刻面临着各种套用的政治陷阱和圈套的迫害。在辩论或对话中，具备发言条件和知识能力的少数民族成员本来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一只平时看不见的背后政治黑手又时刻准备“拉偏架”，也就难怪那些“炎汉苗裔”敢于在网络上面猛爆粗口、大泼脏水了！
“攻击我反而让我受宠若惊，因为那让我显得重要。”
这句话是我在《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Said）》中读到的。这本书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最后数年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系列访谈的汇集。他也是著名的“巴勒斯坦之声”，伊斯兰东方最有力的辩护人。他那本对西方的东方学家们在文本中扭曲呈现阿拉伯的传统进行批判的名著《东方学》，启发中国学人沿着他的批评实践在西方文学中寻找、扑捉关于中国、中国人的刻板形象。可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实际上在911之后又一直炒作着将穆斯林进行妖魔化的西方霸权话语，动辄将国内穆斯林民族指斥为“极端、暴力与蒙昧的原教旨”，如此拾人牙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人可笑又可叹。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传播者与鼓舞人，为此他遭到了美国流行报章和亲以派的口诛笔伐。可他面对“围剿”时表现出的风度与无畏态度，点醒了我。当那些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者在维吾尔在线看到我的文章，见仍有人敢冒中国之大不韪，替那些已被权力者定性的弱者说话时，恼羞成怒，扬言要送我一颗子弹。我应学着历史上所有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样子对威胁付之一笑：谢谢你们的美意，那颗子弹或许会让我成为一个黄皮肤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马丁·路德·金”——也未可知。
种族主义者惧怕一介文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揭露，但除了像泼妇骂街一样满口污言秽语之外，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反驳。这些人如此慌不择言，一面暴露出这些大民族主义的走卒具有像他们的主子一样的专制性格：对那些因意见不合发生冲突的人动用肉体消灭的极端行径——他们怕思想怕得要命；另外，也反映了他们感受日益被孤立的尴尬处境——稍具民主与公民权利意识的人们都在与这些军国主义的后裔们保持微妙的距离，汉语世界正出现越来越多对不平等的质疑、对弊政的批评。看来仅靠那块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民族主义遮羞布已经遮不住这个人们普遍充满戾气的时代的羞体了。种族分子注定要孤立，最后的疯狂也挽救不了他们，就像杀死一位金博士，却杀不死黑人民权运动一样。在新世纪，美国人还为他们奉献了一位黑皮肤的总统。
迫害最终将激起更多沉默的人们对弱势族群的同情与支持。人同此理，天同此心。
我的问题意识追根溯源来自我的母族，因此，我也不得不去迎击从这个群体内部发出的杂音。在阅读藏族女作家唯色的《拉萨七日》时，读到一段让我倍感耻辱再也读不下去的细节：一位审讯她的汉人面孔的警察竟然主动声称自己是北京来的回族，来援藏的……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心理说出此话，难道加害者与受害人之间还能因为同是“少数民族”而产生天敌间的亲近感吗？这就是我的“同胞”？！回族这个因伊斯兰教而现于东方的民族不应沦为“帮凶”一角，更不是什么皇协军。
说实话，抽走灵魂的回族已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回回人”，他们往往是政治投机分子，不要指望这样的人有什么真诚的民族感情，伊斯兰的名分只是他们追名逐利的某种资本，他们源自我们这个民族深恶痛绝又难以根除的“回奸”病象。这样的人也试图在中国的穆斯林群体内部制造分裂——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回族人和维族人分开来谈，如同将一小撮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区分开来一样。他们盘踞在回族穆斯林的网站上面，像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唐僧那般在我们耳边不知疲倦地絮絮叨叨：维族人不那么虔诚啊，他们中充斥着小偷、堕落和各种蛮不讲理的奇闻轶事，却从不分析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问题，并将这些分析列为“敏感话题”——自己不说，也不允许别人提。
其实，新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深受打压不难为明眼人所见，连在当局的安排下走马观花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7.5事件调查团都发现了这个问题：银川比乌市有更多的自由。新疆维吾尔人的清真寺里早就武装上了高科技的摄像装置，故意在穆斯林信徒中间增加不安全感，试图让他们放弃、远离……可人们还是潮水般涌入里面，这是我两年前亲眼所见。在新疆卫视的新闻报道中隔段时间就可以听到又有地下“教经班”被破获的战报，学习《古兰经》在一个穆斯林世居的地区变得非法而恐怖，是不是有悖天理？！至于斋月里对穆斯林公务员、学生的各种限制、刁难规定更是堂而皇之地公布在新疆各地方政府的门户网站上面，被好事的BBC们逮个正着。
韶关事件是75骚乱的导火索，当维吾尔人听到维族女工被奸杀的传言后激动起来了，有人批评过激，有人忙着弹压；而今天的扎针事件上万汉人涌向乌市街头时，却有另一番待遇：警察是温和的，试图冲击穆斯林居住区的“群众”也是理直气壮的……为什么你们可以愤怒，而我们没有这种表达的权利？！
诸如对双语教育、组织大批女工出疆打工的诟病，更是事涉语言同化与强制迁移的问题……这些事关本民族前途命运的种种话题，少数民族的民间却毫无发言权——是说不得，也是不能说的。当中国的汉族社会逐渐取得部分议政的权利时，少数民族的批评空间却几为为零，这令弱势族群感觉是长期生活在窒息的铁屋中，只有默默忍受一途……那么，这样的一种得不到释放的绝望因子能不在长期地累积、碰撞中产生核聚变一样的反应吗？
全世界都在侧目了，但有些人还是在一种生活的惯性下为不公正进行寡廉鲜耻的辩护。那么，我想请教于庙堂之高，“不得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否适用于纳粹德国？也曾见80后的小朋友在网上说过这样的话：“小时候觉得不让别国干涉内政是有尊严的事,长大了才发现这其实是句流氓话，意思就是我们自家人操自家人关你屁事，更悲哀的是这句话是操和被操的人一起说。”小朋友都知道的秘密，“大人”们为何还装作视而不见？
维持现状是不能改变危机的方向的，只靠宣示力量不能让绝望的人屈服。和解需要接触、对话、批评，捂住少数民族的口不是解决之道。我们的笔下展现的是一个你们从未体谅过、耐心观察过的世界，不要再让傲慢无知令你们忽视它、错过它，甚至是徒劳地遮蔽、抹杀它——那是帝国主义者犯过的愚蠢心态。萨义德在访谈中就曾说过：“在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也禁止学校教授阿拉伯文。但人们总是有办法找得到地方学习阿拉伯文，把口语传承下去。殖民者总是想要去压抑，但民众总是有抵抗的技巧与意志。”
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他们需要一个失语的鳄鱼社会
文/安然
现在我才发现Twitter是我获知西省消息的惟一通道了，每当看到电视画面出现新疆的镜头，我会独自走开。
今天有人在Twitter上提供了一部NHK专题片的链接，题目很有挑战性，《维吾尔暴动 中国的失算》。心情忐忑地点击开这段视频，硬撑着看下去，直至看到片中一间维族学校的学生在上汉语课，那浓郁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那一张张稚嫩的维吾尔面孔啊，让我几乎掉下泪来。孩子们极其认真、投入，一遍遍地大声重复着汉语的发音，我也努力地在听，没有用，我听不懂……那种更无助的悲伤浇化了内心的块垒，我又有勇气替他们说话了。
有人不准我说出维吾尔的苦难与悲情，不断给我发送充满下流语言的威胁信，说我选择性失明，无视汉人所受的打杀。我想汉人的苦已由官方的新闻稿诉尽了，我不必再站在权力一边继续帮腔。也因此，我瞧不起新近出现在Twitter上的国家主义者的抱怨，他们说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网络“意见领袖”们放弃了民族的立场。中文Twitter是一座在功夫网（GFW）包围下的自由孤岛，在这里所言的“自由是那些以不同方式思考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依靠垄断媒体推行的民族主义洗脑自然有水土不服之感。
有人指控我煽动仇恨，只因我表述了历来压抑在私下里的真情实感，只因我没有像那些佩戴着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面具的政治傀儡那样斥责我的已经忍无可忍的穆斯林同胞。
请用你们罪恶的法审判我的清白吧，我不会像我的回族那样行将就木、死于无声，我一定会为自己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最后辩护！
在饮下那杯苦涩的中国茶不久，接到多家西媒记者打来的电话。我很感谢，因为我清楚自己的人微言轻，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新闻价值，他们对我的采访更多是意在引发人们对一个落海不幸者的关注。某晚，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记者孔安先生打来电话，问我“Twitter与新疆75事件的关系”。当时我困意正浓，遭逢打击后连日情绪低落，就在这种状态中我说出一些不经大脑的话：认定Twitter并未发挥如在伊朗绿色革命中的那般魔力，在新疆当局实施了对民众的最彻底的信息封锁之后，它变哑了。确实，在Twitter上听不到来自本土的维吾尔的声音，但中文推友们仍以极大的热情辗转通过海外第三方媒体的报道跟踪新疆的最新事态发展，并已通过讨论加深了对新疆问题的认识。这点是我早就意识到的，不知那一晚为何我会如此消极。很快我就后悔了，急欲更正，因为我的表态是对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那部分推友的无视与不公。但为时已晚，那篇《Twitter Seen As Tool For Social Change In China》的报道已变成电波回荡在美国清晨的公路上了。
民族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内地知识阶层的清醒认识，值得庆幸的是，“新疆”已然成为Twitter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中国毕竟不是伊朗。以往我们常常讥讽波斯政教合一的落后，可绿色革命的闪亮登场让世人突然发现伊朗拥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具备自觉意识的公民社会，神权面纱下的伊朗并非一元。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无力从外部获知信息的同胞还沉浸在民族主义的催眠下，从胡适先生的“融入世界”到如今建设“公民社会”的努力，都是一经萌芽即遭传统专制智慧的残酷扼杀。
那种将Twitter视作洪水猛兽，认为仅凭一种通讯手段就导致了“国破家亡”的论调，纯粹是权力者极度不自信下的谵妄或吹鼓手的危言耸听。这样诡异、荒唐的逻辑还表现在顽固地认为仇恨和压迫无关，却因同情而起，假若所有人都对别人的苦难保持沉默，不闻不问，任一个古老的丝路民族自生自灭，那么就会天下太平。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要维持一个鲁迅先生笔下的“无声的中国”。
我想起台湾后摇滚乐团阿飞西雅的一张专辑《失语的鳄鱼社会》（The Crocodile Society Of Aphasia），“一个失去感动能力、虚情假意，看似美好却肤浅的社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盛世”的真实写照。当很多人在集体无意识中跟从的时候，必有一部分还拥有自我意识的另类像寒夜的火种和守夜者一样在闪烁，台湾的摇滚乐手就说：没有语言，不代表没有意见。他们用充满张力的纯乐器演奏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而中文Twitter上的众声喧哗也是一群通过高超的网络技术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的苏醒者的自救努力。
发出你的不计代价的高贵声音就是对堕落、异化为一个失语的鳄鱼社会的抵御，即使你有可能因此成为“受难的先知”。
2009年7月6日星期一
我也有一顶花帽（My statement on Xinjiang Uprising）
文/安然
维吾尔民族并非一个善战的民族——愿真主恕饶我如是说。
七十年前，二十二岁的马仲英率领的一支由西北河州回族农民组成的“军队”，就能把南疆搅得天翻地覆，那是穆斯林内部发生的一场悲剧。在千里之外的迪化城里（今乌鲁木齐）运筹帷幄令两支穆斯林起义军在火并中灰飞烟灭的是当时的新疆强人盛世才。回族和维吾尔族起义领导人普遍在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这不仅导致这场起义以可耻的失败、荒诞的结局收场，也为他们的个人命运埋下了悲剧的伏笔：盛世才借刀杀人，令满怀理想主义、远赴苏联学习军事的马仲英丧命于恐怖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悲剧的另一方人物、维吾尔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也在三十年代盛世才炮制的“阴谋暴动案”中被清除，更恶毒的是当时已稳稳掌控权力、俨然 “新疆王”的盛世才还强迫和加尼亚孜之子与其身在狱中的父亲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令一代起于草莽的维吾尔英雄在众叛亲离的绝望状态中死去。
作为东北军残部败逃新疆的一位军事将领，盛世才的辉煌并不在抗日的战场，而是在新疆的拓殖史上。他是枭雄，把汉人两千年政治倾轧故事在一群化外之民中演习一番，自无对手。面对今日骚乱的海外阴谋说，我只能付之苦笑，那不是一个精于权谋的民族；而将责任推诿于“一小撮”，这表明中国的统治上层仍然不愿清算依靠强制移民、军事屯垦维持的殖民主义统治，不愿清除导致仇恨、暴力的种族政治。数十年里，那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同种族的人们同被牢牢圈禁于一座幅员辽阔的大监狱里。一代代横刀立马、崇拜暴力的殖民权贵心知肚明，这是一场必来的因果循环的悲剧！他们在用那些无辜者的被打上各族标签的生命为自己建功立业。
有清以来的几百年中，那个民族就经受着空前的压迫和羞辱。近代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魏源就在评论所谓的“张格尔之乱”中指责当时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圣武记》）”。但当地民众的不满与抵抗收获的却是“尽行剿洗、发配为奴”的悲惨结局，弹压过后各种暴政一切照旧，仍是官员“携妓饮酒、淫掠民女、索贿多赃（《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毫不知收敛。因为在古今中外、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者眼中殖民地原住民根本不是人，他们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平等地享受到宗主国民众拥有的各种基本民权，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的安身之所和适当的营养被有计划地掠夺，他们的聚居地、生计、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彼此结交的能力被限制，在资源被掠夺式的开采过后，荒凉中只留下不断缩小的绿洲与不断扩张的沙漠。
在此次乌鲁木齐骚乱爆发之前，不但有韶关维族工人被打被杀案，更有莎车幼女被奸案爆出，无耻之尤，几令人发指。但在中国得到的社会反响却不得不令人思索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的潜台词掩护下，以癌细胞的繁殖形式和速度深入社会的每一处，毒害着中国人的意识，腐蚀着大众舆论，令人心趋恶。殖民暴力必然招致报复性暴力，二者是恶性循环，如果你要义愤填膺地谴责如今涌现的报复性暴力，同时也应该谴责更为漫长也更加深重的殖民暴力，只有这样公正的谴责才具有超出种族界限的更广泛的说服力和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有一大批法国知识分子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者一边，与法国极端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潮相抗衡，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萨特就是对殖民主义批判最有力者。他曾声明，“我们唯一能做并且应该去做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进行战争，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同时从殖民主义专制中解救出来。”我想这也是今天有良知、有独立判断的中国人所应该做的。
我不会浅薄地为暴力喝彩，但我也不会迫不及待地以“政治正确”的标准去谴责所谓的恐怖主义——那是被限制了各种申诉权利，被剥夺了土地、资源、工作机会，在贫穷中丧失名誉，还被权力污名化的殖民地人民的最后武器。
我也有一顶花帽，戴起它，因为相同的信仰，我便与你们无异！但不只因我是回族人、同是穆斯林，我选择和你们站在一起，还因为我一直迷恋着弱者的正义，而在伊斯兰信仰者的心中，真主就是最后的公正审判者，他是正义最后的指靠——“真主伟大”，让我与你们、与那些要求自由、民主、选举公正的伊朗市民同呼、同祈祷！
“真主伟大！”
Technorati 标签: xinjiang riot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升起在韶关之上的种族迷雾
安然/文
“从来不知道楼有这么高，从来没有见过火车……如今，却要坐火车到千里之外的“大城市”当工人，这对于数百名疏附县农民来说有点像做梦，但如今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新疆都市报》在一篇官样文章里极力渲染着一个为南疆贫穷女孩敞开的都市梦，可血色的韶关事件不仅染红了这个梦，甚至成为某些生而卑贱的廉价劳动力的生命终点！那些客死异乡的孤魂是否有过一个共同的花一样的名字——“古丽”？维族女孩中重名的现象严重，如果仅凭名字，你无法区分她们。但那些世世代代生长在大漠深处、寂寂无闻的“古丽”，只要见上一面，你就无法忘怀，那惊艳的记忆多少年也无法在脑海里变得模糊、平淡……也因此，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格外牵动我的心。
官方和民间几乎同时在网络上推出了两种不同版本的故事介绍，官方新闻简报的语言一如既往的平静得令人发冷——为了可以碾压一切的“大局与稳定”——它拒绝透露死者的性别、民族信息，死者此时只是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统计数字，无论他或她生前曾有过多么鲜活的生命形象，在政治考量中都可以忽略不计！而那些“民间见证者”的爆料则是新闻的升级版，在情节上更是具有新闻所无的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经过一番苦大仇深的控诉，事件中的汉族工人都成为了“反抗异族压迫的斗士”，他们是“忍无可忍”的，打死人即使不能算作“正当防卫”也是“情有可原”！只是文章作者的文字表现力太强，反而显得不太真实了——即便这些杀人者，人人都算是根正苗红的“大汉苗裔”，但民工的平均写作水平有多高，人们还是有常识的。仓促之间就能拿出这么一篇各种元素齐备的“惊悚小说”？这实在有点侮辱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网民的智商！但有些人的智商和视力确实在此时有了明显的退化，只因冲突双方的民族身份不同，只因主流话语对于那些在这场悲剧中不幸罹难者的母族长期的政治抹黑、人格诋毁，有些人开始任由人性之恶肆意施展自己的语言暴力——“恶行、小偷、妓女、抢劫犯、强奸犯、新疆佬、二代日本鬼子（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什么话不堪入耳，他们就选择什么作为攻击的武器，“大汉民族”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面前，完成了难得一见的空前团结……可喜可贺！
网络上人们对民主、自由问题已无太多的争议，但一起韶关事件却像试金石一样测试着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耳熟能详的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真诚态度。假如那些爱自由的人们不能做到不分贫富、地域、种族的平等，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威权分而治之的思想桎梏，他们将永远成为稳定策略下的一颗颗无辜也无知的棋子。请不要选择性失明，请不要隐藏那为异族人争取道义的高贵良知。不要与你的部族的见识保持一致，与那个精神上更大但数目上仍少的世界保持一致吧，这曾是美国的良心苏珊·桑塔格对人们的吁求，当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制造虐囚事件时，作为美国人的她不仅在媒体上进行了公开地抨击，而且对战争背后的美国暴力文化做了严厉的批判与反思。
那些被运到珠三角填补“民工荒”的维族女人不是入侵者，更不是利益的争夺者，他们的族人曾经反对过将这些本应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衍种族的适婚女子运走，可他们的反对被深深压制在底层，微弱得近乎于无声。2008年奥运前夕，在和田一座巴扎里还曾为此爆发过一场以女性为主的抗议集会，但迅即遭到无情的镇压。我那时保持了耻辱的沉默，我知道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恐惧像魔鬼一样一次次劝说我放弃……
但当流言再次袭来的时候，我知道这些玩具厂里的维族女工怕是又一次成为了挑动民族矛盾的“政治玩具”，中国不高兴就会挑动种族的神经，这已成为惯例。还要沉默多久，还要面对多少血迹，为什么只能旁观牺牲，而不能接受被惩罚、被孤立、被打伤、被杀死直至被轻蔑的风险？
我决定向那种被大多数人的恐惧合理化了的残暴和压制提出自己的异议！
附相关报道：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6/blog-post_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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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9日星期五
新阿娇怨
文/安然
“若得阿娇，
当作金屋贮之。”
两千年前少年天子的一句戏言，
引得少女几多似水春望。
那个刺官的土家阿娇
可是她的转世？
前缘是开在未央池水中的一朵庭花，
一梦醒来
偏偏投生在寂寞蛮夷乡。
唉，阿娇啊
你虽不像山花随人践踏，
可童年时
外婆山中的泥屋
正连着今日汝等为权贵轻为病人与罪人的贱运。
沉疴百载的老大帝国
经历过瘟疫、饥荒、战争和革命。
七魂九魄丢掉，
只剩苟活的残念，
怎容得质本洁来尚自怜的异种？
那些比你出众的国色也要沐浴过潜规则才能邀获导演的新宠，
而颓唐的乡村向着强壮的都市
献出丰腴的青春和廉价的贞血，
则更是嫖客眼中的天经与地义。
旧山河在下，
新欢场在上。
千门万姓的阿娇和碧玉
都汇入这人生如戏的孽海，
“苦哇”——
旧宫台
一曲粉墨登场的玉堂春
换作今夕里飘满KTV的海上花，
犹道是换了人间。
后记：
中唐时的刘禹锡写过“阿娇怨”，今是以旧题填新词，故曰“新阿娇怨”也。一部走马灯式的二十四史因循者甚多，西贤总结说中国的历史没有进步，只有君王的变动（马克思的师傅黑格尔语），此为劫数还是国情使然，一时也解说不透，只得以诗兴叹之。邓玉娇刺官案经由网络传出已近半月，案情真相在参与各方争执下变得扑朔迷离，事态进展也是云谲波诡，殊出人料。冷眼观之，是案已如清季“四大奇案”发展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原点，官场腐败与天下舆情间如何互动、角力，不仅关系到现代“小白菜”的命运，而且测试着一个社会的最低正义，世人为之侧目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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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长平是一位深刻的爱国者
文/安然
第一次听说“长平”这个名字是在去岁年初，他写了一篇涉及西藏的雄文，网民争相传阅。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向以敢言时议著称的《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自此，对他的文章、消息就格外留了意。
很长时间不买报而读报的我，前几天一时兴起，在街头买了一张《南方周末》，算是怀念一下没有网络的日子。巧的是这期南周就有特约评论员长平的新论，而这篇谈古论今的文章照旧触动了保守派紧绷的神经，原委是这样的：2009年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在经济缩水和政治乱象中，台湾官民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起飞的经济和他晚年毅然肇兴的民主政治。作为时评家的长平，不失时机也是在尽本分地对此进行介绍，不想却惹得北方诸公再度声讨，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嗔怪长平为何不让人们记住毛邓，反要去记住小蒋？指责得如此堂而皇之而又左得可爱，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倒”地——难道小蒋的冥诞，要去为我朝太祖、太宗庆生？而且，在海峡两岸关系正在升温、国共有望三次合作之际，新左人士（一看文风就知道出自此派手笔）依旧将对台湾现任领导马英九先生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小蒋骂为“独裁专制者”，实在有点为私愤而不识大体。
在那篇署名“北关”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中，有一句党报批判各种敌对势力时通用的名言“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用在往日倒也罢了，用在同属体制内同志的长平身上并不适当也非事实。这位“北关”先生要么是没怎么看过长平的文章，要么是在无视别人曾经的善意。长平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上写过一篇言及小人物们对春运中黄牛党勾结权力倒卖火车票表达不满的文章，我对之印象很深：一位没替大家买到票的民工在火车站向自己的伙伴愧歉地发表了一番颇具奥巴马语言风格的演讲，用“恶搞”别国高官的方式表达自己卑微地想要回家过年的心情。这算不算一件重视“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的实例？而且，我想它绝不是孤例，因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民众的代言是有光荣传统的，往往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冒死地进谏。没人可以昧心地说知识精英是在罔顾民生，只有党国才心忧天下，那是在以献媚邀宠换得借刀杀人——实是小人之举！
其实，长平发表在《金融时报》网站上面的名为《奥巴马演讲的中国文本》的文章中，我更为重视长平提到的一本书——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
因为下面这段话太有启发意义了，所以我不舍一字，全段照搬：
“
斯科特发现，由利益集团和知识精英记录的历史中，几乎不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除非他们对国家构成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农民的反抗，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运动。斯科特从底层视角看去，发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政治行动太过奢侈，风险巨大，实为稀少。即使罕见地成功了，结果也不是农民真正想要的，因为那往往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也就是一些琐碎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他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农民，但也在书中举例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偷猎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在法国，左拉曾经毫不夸大地宣称，‘每一个农民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偷猎者’。
”
斯科特对于弱者行为的研究部分解答了我一直以来心中的一个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疆小偷在近十年内突然出现在内地的街头上？现在看来，这不仅与大规模移民垦荒导致南疆绿洲生态恶化、民生维艰有关，也是这个国家执迷不悟的某些边疆苛政在暗中推波助澜造成的。所以，有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奉劝他们的穆斯林说：他们是在偷窃汉人！某种悄然存在的反抗意识在为这种错误的行为正名。
读文至此，我知道肯定会引发有“News Censorship”心态的部分国人不满：国家对少数民族施予了多少多少的天恩雨露，这咋不提？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连我这个曾经只身犯险闯过禁地的人也长久有苦难言，这个世界的真相从来都被遮掩在浮华的背后。
谈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真相”，就不能不提长平那篇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无数人开始思索也令无数人备感恼火的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他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说出了中国新闻控制的真相，批评了“Anti-CNN.com”网站只反西方媒体偏见，不反国内新闻控制的伪善，在西藏问题上他质疑中国愤青并不在意真相：“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他反问中国国民：“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我是第一次从一位汉族知识分子那里听到如此能够推己及人、反躬自省的坦诚之论。
我这个处于少数地位的异族实际上早就认识到长平是一位中国的爱国者，但他并不比我更安全，“台湾的鲁迅”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爱国是最危险的行为。长平的家国之爱深沉、内敛，不同于大汉愤青张牙舞爪、一点就燃的自私民族主义，而是透着理性与宽容，这份识器既源自对历史的反思，也因为获得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吸纳能力。刘知几就说过，知人论世需要三种能力，即才、学、识，而我觉得这三种能力，长平都具备，这也是我爱读他的文章的原因所在。常能在长平的时评文章中看到他征引西方学界新理论，娴熟地运用来读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困境。《北京日报》的那篇批判文章竟然将这也列为一项“罪状”，难道只有党八股才“最红最专”，只有不学无术才是正统派？我真不知道那进步意味着什么了。
由于无法在事实与逻辑上以理取胜，一些深恨长平的人就不惜在背地里选择“洋奴心态、文化汉奸”等具有强烈情绪化的恶谥来回击。在一个爱国情绪有着深厚基础的国度里，这样的煽动很可以利用来激起一批思维方式简化至非黑即白者的天涯追杀。所以，遭过追杀也被捉进过大牢的柏杨总结中国的这种“爱国”现象时说：“你必须用‘婆母’钦定的那一套爱国，否则，爱国的代价就是坐牢。当婆母认为独裁才是爱国时，你主张民主才是爱国，那你就成了卖国贼。”（《酱缸震荡》）好在历史与命运让柏杨那批台湾人能在有生之年幸遇明主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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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
少数派的言论——再论“中国不高兴”
安然/文
主麻，一位乡老陈词慷慨，举四川的卖淫、赌博和以吃胎儿进补的丑事证明汶川地震正是由于大地承载不了太多罪恶才发生的，并请一位通晓阿拉伯语的年轻人诵读了《古兰经》中的“地震章”（九十九章）。回来后，我先后翻看仝道章版的《古兰经译注》和马坚版的《古兰经译解》，感觉还是后者翻译得更好，但却不适合引来解释当下中国的问题。有神论的观点完全可以从中国人的老祖宗口中说出来，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和“天谴”说已经足以震撼人心了。确立了儒术在中国主导地位的董仲舒就直言不讳地说过：“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汉书·董仲舒传》）四川的小姐艳压群芳；四川的麻将彻夜不息；中国人的大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一概活剥鲸吞；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笑谈，但若笑也只能是汉人间半酣半醒时说笑，独洋人及少数民族不可与论，否则，便有“不高兴”之事发生焉。
在中国，从来都是多数可以批判少数，少数不可拂逆多数。有人说这是专制中国的问题，非也！岂独中国有之，这是一切后进、不开化民族之通病（适时补充：应该说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所属的这个族群）！本身为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顺应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和俄国当时迥异于先进西欧的文化传统，就能够清除掉政敌、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实际指挥者、有着诸多新思想的理论权威、同为少数民族的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让他成为“孤独异端”——托氏远在墨西哥流亡，也难免死于苏联特工的冰镐之下。你让我一时“不高兴”，我让你一辈子不高兴！慈禧皇太后这一句脱口而成的名言的确道出了所有东方国家伟大领袖们的人格特征。
当然，斯大林等同志已不再是这个时代所有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只有群集于北京乌有之乡书社中的革命遗老遗少们还在执拗地捍卫着他们不可动摇、永不褪色的精神偶像。“乌有之乡”，有些朋友听起来还嫌陌生，它可不是一家单纯的书店，它的各类讲座、观影会等活动在天子脚下办得有声有色，这在中国沉闷的现实空间里是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的。只是它推动思想“复古”，向民族主义回归，为极左思想招魂，实在就令人疑虑。《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大都是他们的座上宾，因为王小东同志早就是被不安好心的西方媒体册封的“中国民族主义教父”，而宋晓军是《船舰知识》的老总、军事强硬派观察家，还有近来主张恢复传统的诗教、乐教（我的补充：就差恢复被鲁迅、胡适等文化先驱叛逆过的旧“礼教”了），“跟五千年耳鬓厮磨，发展感情”的黄纪苏同志，也常在乌有之乡影响巨大的网站上撰文鼓吹。据说就是活动在乌有之乡的这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新左派”。政治上的左右之分源自西方，现代性话语本就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但外来事物一旦传入天朝就会异化，西方的左派就与中国的左派面目大为不同。在那本狠赚中国人钱的大作横空出世后，作者中的四大领军人物齐登《新民周刊》的封面——一张酷酷的立姿合影，看后，我渐渐想起奥巴马去年竞选时的一张相似海报，也是如此双臂交叉于前，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奥巴马是被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指摘为“左派”的，但很难将这位经常露出一口齐整白牙灿烂微笑的黑人帅小伙和中国的“不高兴”作者们联系在一起。
何也？美国的左派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和解政策：与伊斯兰和亲，跟老欧洲修好，同战争总统小布什口中的“流氓国家”伊朗、古巴缓和关系。可中国的新左派的干将们却趁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乱乎劲儿撒着欢儿地折腾起别人来，尤其是欲令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们“不高兴”——中国人相煎何太急？
这不得不让人回想起左派是有“斗争”的传统的。不斗，似乎有这种思想的人就不高兴、不舒服。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本是同根生，都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而来，就因为思想分歧、政治斗争而转变为一场兄弟间“你死我活”的血肉之搏。虽然列宁遭到刺杀报复，但联共（布）终于大获全胜。思想上、政治上的少数派消失了，可也为后来苏联的僵化埋下了祸根。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来都是左派政党，无论是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还是以平等、正义为号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创立、出现，都与西方左派思想在中国读书人中间的传播密不可分。可是，国民党蒋公掌权就要剿共，我朝毛太祖雄才大略、定鼎天下不久即要反击右派文人的叽叽歪歪。没人叽歪了，文革浩劫也就势不可当、如河决堤，苦了中国十多年，误了一代人。
有人说过文革那代人是受害者，但也有狼性，因为他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我将信将疑。但“不高兴”一书的作者们为文章所拟的骇人标题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十足狼性：
“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
如此恶狠狠，要咬人吗？完全是欲从贬低、侮辱自由派知识精英的人格和尊严入手打倒对方，用一系列的污言秽语让他们在人们特别是幼稚青年的心中威信扫地，这和文革大字报、揪斗文章区别大不大？！
我记得研究过斯大林论战文章的历史学家就称从那里面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这位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谓不多产（小时候就见过《斯大林选集》也有好几本，甭说《斯大林全集》了），他的作品明显流露出专横跋扈、以势压人的倾向（相关评论详见《斯大林政治评传》，姜长斌、郭建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这一点上，王小东等人的风格深得革命领袖的真传。因为即使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官方政治话语在非常时刻仍时常按捺不住怒火中烧（在辩论民族问题时这样的风格就很强烈），要祭出语言的暴力，以威胁代替说理。到最后，用的已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了。作为一批实际上还是在一脉相承的体制内找饭吃的文人（王、宋、黄都是官方供养的文化机关的资深人士）——不高兴们也是积习难改。
说到对左派的认识与好恶，我个人比较服气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虽然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少数派，但在今天他绝不孤独。他同时代的人都迷信苏联，他不，他警告世人：“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蚀。”
苏联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形成让他相信“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一九一七年的它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影响远播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连身在西班牙内战战场抵抗弗朗哥法西斯的国际纵队成员奥威尔都差一点遭到不明不白的镇压。这一切让他很快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他后来告诉自己的英国工党同志，自己的祖国“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以上奥威尔言论见他的《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几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一场内战（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等组成）而苏联存在不到一个世纪就在千夫所指下“解体”的制度原因。
新左派如果有意于促进中国人的福祉，那就请多引介西方左翼学者的前沿理论，开启我们这个落后民族的民智，而不是哗众取宠，以斗取乐，抱着历史的负担死不撒手；做左派就应该关注弱势阶层、少数民族、公平正义、绿色和平……，而不是鼓吹大民族主义，替政客当仇恨的吹鼓手；少扮几回国家主义的号召人，那是在以文论劫持政治，以政治劫持国民，中国人挨这样的斗、吃这样的苦头儿的记忆太丰富了，看看网络上体制外博民们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全方位声讨，就知道你们的戏法儿已经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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