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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

A review of anti-Muslim movement in China’s Internet






当“反回”的声音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异军突起时,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Follow her on Twitter @WLYeung)撰写了一篇深度剖析文章,梳理了事件前前后后的诸多疑点,以及舆论水面下的深层次原因,解答了一段旧视频何以会引发“新公愤”……

虽然我不尽然认同那位澳大利亚朋友文中的观点,这里也确实不是伦敦,不可能冒出萨迪克·汗(Sadiq Khan)从人权律师到伦敦市长的族群传奇……

但无论如何,无论在哪里,都应对不同族群保持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正常利益博弈的空间,这不仅应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共识,我想马克思先生也会赞同……



摘译:

Recently a video of a 5-year-old Hui Muslim kindergarten pupil from Gansu province reciting verses from the Qur’an went viral on China’s social media, attracting almost unanimous condemnation from presumably Han Chinese netizens. At a discussion forum, for example, several comments labelled the preaching of religion to children as “evil cult” behavior. They called for netizens to “say no to evil cults and to stop evil cults from invading schools.” Others questioned why schools allowed children to “wear black head scarves and black robes as if they’re adults.” They also expressed support for legislation that “set an age limit to religious freedom.” One comment went as far as asking all Hui Muslims to move to the Middle East. “ In my opinion, their religion has no part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belongs somewhere else. I hope they will all leave.”


近来,一段甘肃回族穆斯林儿童背诵《古兰经》的视频像病毒一样快速传遍了中国的社交网络,引发了部分汉族网民的众口一词、无异议的“谴责”。在天涯论坛上,一些人甚至给穆斯林儿童的信仰教育贴上了“邪教”的标签,他们呼吁人们“对邪教说不并阻止邪教入侵学校”,另外一些人则批评学校容许穆斯林儿童穿着黑颜色的布袍,他们还声称“应该给宗教自由设定年龄限制”。其中一个评论走得更远,它要求所有回族人滚回中东,“依我看来,伊斯兰教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属于别处,我希望他们都走!”


It was subsequently discovered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video was initially posted on YouTube in 2014. It makes one wonder why the video has suddenly emerged and become popular, and whether the “public anger” it has generated is indeed genuine and spontaneous.

随后,这个视频被发现早在2014年就已被发布在国外的YouTube网站上。这让人产生疑问,这个两年前的旧视频为什么会在这个节点突然浮现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并且流行起来?而由这个视频所激起的所谓的“公愤”的真实性和自发性也受到了质疑。


Provinci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subsequently ordered a strict adherence to a ban on religion in schools. On Twitter, when Ismael, a Hui Muslim poet and blogger from Shandong, a coastal province, defended Hui Muslims’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his Twitter account was invaded by a torrent of abusive responses to his recent tweets (here, here and here for just a few examples). As someone who re-posted Ismael’s tweets, I bore witness to this unfortunate episode of cyberbullying on Twitter; I later learnt that Ismael had sustained even more serious abuses at other Chinese online fora.
在这一网络“公愤”下,地方教育部门随即重申了学校中的宗教禁令。当回族诗人和博客作家安然(回族经名:Ismael)在网络上发声,为回族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利辩护时,他的网络账号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洪流般的攻击。我在推特上见证了这段令人遗憾的网络霸凌事件,后来我也了解到安然正在其他中国在线论坛经受着更为严重的辱骂。

Ismael worries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what he describes as coordinated campaigns to ramp up racial tension against Hui Muslims. His suspicion is not groundless.
安然担心这场有组织的反回运动将加剧种族关系的紧张,带来负面的影响。他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


Recent events targeting Hui Muslims, however, suggest advocates of this agenda have gone a step further to forge public opinion against ethnic-based rights to religion, challenging directly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最近针对回族人的事件,无论无何都暗示着民族同化政策的拥护者在进一步地采取行动,试图操控伪民意来向少数民族的信仰权利施压,挑战中共传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ut its possible expansion to the Hui Muslims is noteworthy. For a very long time, this fourth largest national minority group has been the poster child of China’s ethnic policy. It epitomises the benefits of ethnic autonomy as an arrangement that promotes social stability. It highlights the success of a policy that allows ethnic minorities the freedom to maintain their language, customs, and religion. Most importantly, it helps negate the negative publicity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ceiving due to its draconian policies in Tibet and Xinjiang.
对回族穆斯林的有可能的政策变化值得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这一第四大少数族群一直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海报儿童”(译注:一种比喻,意为“美好的典范”),它象征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利于提升社会的稳定,凸显了允许少数民族自由地维持其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所带来的政策上的成功。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中国否定反对者在西藏、新疆问题上的负面宣传。


Indeed, a recent report in New York Times provided us a closer look at the religious life of Hui Muslims in Ningxia. China’s Hui Muslims have assimilated rather thoroughly with the Han Chinese majority over the course of 1,000 years with Hui Muslim streets or districts in many cities across China, and co-exist remarkably well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have been allowed space to openly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with minimal government hostility and intervention, in stark contrast to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Uighurs in Xinjiang.
的确,《纽约时报》新近的一篇报道就提供给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宁夏回族穆斯林的视角。在超过一千年的相处过程中,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和中国的汉族社会融合地相当彻底,回族穆斯林聚居的街道、社区遍布整个中国,引人注目的与中国共产党和谐相处。他们被允许保留实践其宗教信仰的空间,极少引发政府的敌意与干预,这与新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Web Snapshot:




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铁一样的乡愁在心间



文/安然



铁一样的乡愁在心间
无声林立
向着破碎的蓝琉璃的天穹生长
向着劫运未改的土地扎根

那双脏脚丫又从心底浮起
火车站外
寻不见你
西风打着呼哨
是抵在每个路人脸上的刺刀

静脉已被切开
汩汩的是贞血还是染了红尘的脏血
你曾不停地质问这锁链般的爱
没有回答
没有结果

西蒙娜·薇依说
“爱就是分担不幸的被爱者的痛苦”
可你的伤痛
谁来分担

从远方收回的目光
落在那张明信片上
看着胡安·鲁尔福拍摄的原住民
就又看到了那个“被忧伤筑了巢的地方,
在那里的风搅动着这种忧伤,
却永远无法把它带走”







带走的是那些黑暗中的花儿
“娶了我吧,先生
我什么都不要”
难民营外的少女苦苦哀告
天堂的新月
子夜的下水道里有你受伤的影子
那面流水落花的金月亮啊
一个人在诅咒
物质的奴隶
连心灵也被殖民
一个人在祈祷
这腐烂的盛世购买你——华丽的胴体
空空两手
空空鲁哈

政治恐怖之下
人该如何思考
才不卑怯
才不屈从
才不从忧伤至绝望?
胸中的那口火山
总想怒吼
数着那串绿松石的念珠
手指浸透岁月的荒凉

孤独的钻天杨
消瘦如传道者的肩膀
风中经声回荡

“求你起来,怜悯锡安,
因为是时候降恩于她了,
那既定的日期已经到了。
因为你的仆人爱她每一块石头,
连她的尘土也令他们黯然神伤”

翻开着火的羊皮卷
灼痛殉道者的名字
在一个思想和眼泪皆不被允许的世界里
只有片言只语反抗沉默的一致性
选择了一种孤独的信仰
便选择了受难中的恩典
那位被贬低的先知说过
冬季是信士们的春天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女人的声音是羞体”






既然当局已对另一种极端采取行动,我也准备向“宗教极端”开一枪。对于“清真泛化”背后的那种偏执,那种以Haram之名对人们生活的干涉,我早有领教,多年前,我就亲眼目睹过这种不近人情的偏执,还曾以小说之名记下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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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线










小说: 终究意难平2016修订版】



/安然




“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来结果。”彼我非我,我说不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偈语。自落生起,我就脱离了民族的母体,我长不到那棵果树上去了。我知道,自己只是借住在人家果园中的一个过客吧,来静观一季从花到果的风景。

主人“体恤”我翻山越岭之苦,嘱我再休息、适应一段,这样,才开讲没几日的汉语文课便戛然而止了。

这座古城不大,坐落在一片盆地之中,当地人将这样的山间平地称为“坝子”。与炽热难耐的北国相比,这个地方凉爽多雨,有一次走在街面上竟目睹了晴雨两重天的景象,西边是一轮老阳依依惜别,东边却在一块乌云笼罩下阴雨霏霏。更多时候,我足不出户,古寺西楼那间门不常开、帘幕低垂的斗室就成了我的“退隐之地”,我在那里面望乡、感伤、青灯古卷,过着就差一身僧衣的方外生活。

当然,吃饭还是要到楼下的食堂走一遭儿的。那日中午去的太早,有米无菜,只盛了半碗白米饭,即欲躲回小楼成一统。上楼时遇着两个女生正一人一边拽着一根绳儿晃悠悠地提着一件装杂物用的纸箱在台阶上往下慢慢蹭,见不得女人为难,不及细想就向前替过她们。那箱子单臂一提便觉沉重,真不知两个长袍曳地的小人儿是花了怎样的气力从四楼上把这个大家伙弄下来的。

顶楼的那处神秘的女生部在如这座高原山城清晨的烟岚般静悄悄地消散。因为古寺面临拆迁,这几日就要让她们先期搬去郊外的临时校舍。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心中发问,为什么不让这些女生去东边的那座崭新的白色大寺借读,只隔了一条街嘛,徒步就到了。这个地方的大小寺坊都修有自己的教学楼,却常常空置,少有统筹,各忙各的天地……思路一牵涉到回族内部的那点事儿啊,就变得暧昧纠缠,没法想下去。

帮完那两个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吃饭、洗刷,一切收拾停当,闲坐中又想起她们。

是否有更多的女生行李在往下搬,自己是否应该走出去看一看,而你的多情行为又是否会冒犯教门中古老的封建传统?

课堂上,学生的轻慢之色尚历历在目,还在反省课堂上是否说了过头话,刚刚暗味过热情热心换来冷淡冷漠的人生,才寂寞多久啊。

可你不是一个只在意自己的爱憎、从来我行我素的人吗?以前,你不是一个将女人的苦难视作红尘中最不可饶恕、最不可忍受之事的人吗?在良心与物议之间,你竟没有了抉择?

内心不再争辩,推门而出。这时,楼道上下早已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女人的东西真多啊。一边心里暗暗叫苦,一边开始一件件地把东西往楼下运。

从寺门口到停着大巴车的主干道,中间还有一段短巷长街的石板路要走。有些女生就站在行李堆旁无助地向北边的巷口呆望着,那窄窄的巷口被沿街一色的木制旧屋围得只剩下一片巴掌大小的光亮,暗红色的散发着陈年霉味的小巷一直延伸到那个尽头。

一人之力肯定不行,我想起要喊几个男生来帮忙,他们正在不远处的二楼大厅里热火朝天地打着乒乓球。

“你们怎么不去帮帮那些女生,让她们自己搬那么沉的东西?”我闯入大厅,对男生的麻木感到不解,他们的情感里难道不懂得怜香惜玉?

“学校就让她们自己搬,不让男生帮忙……”那些男生大概被我这个新来的另类“老师”震惊了,纷纷停下手中的球拍,一脸错愕地望向我,直到人群里有人小声嘟囔出了“原由”。

“学校?!”我也震惊了,怎么会是“学校”,学校为什么会阻止同学间的互助友爱?!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规定,我不信:“这是谁说的?”

人群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马主任!”

有人躲在别人身后喊出了答案,这个名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时无语。

虽然初来乍到,一切还不明就里,但我也隐隐觉察着这座小院内的“校园政治”;虽然这里被人们称作“真主的天房”,被视作“净土”,但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世俗的力量还在强烈地左右着人的生活,我有太多的不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与人、心与心之间依然疏隔;我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更看重那些墨守的与现代进程背道而驰的陈规,而非向内心深处挖掘的灵修;我不理解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在这处“净土”内依旧处处可见,并且,在一种教会学说的包装下变得合法化,这样的意识形态才最让我不能容忍,因为它亵渎了我的理想。

我暗地里从学生口中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规定”,其中那些以宗教之名的规定开始摇撼我的信念——一群刚入学、稚气未脱的一年级女生悄悄跑到我的房子里七嘴八舌地说给我听,她们的老师告诫她们——女人的声音是“羞体”!我和她们一样感到匪夷所思……站在那间明亮的大厅里,我忽然想起了这句话,仿佛有些明白了,在男生与女生之间垂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帷幕……在这个败落的即将被拆迁的院落里,它给我呈现的民族景象和信仰表现同样惨不忍睹,以致我时时怀疑此行实乃阴谋之旅。

“不管他!有什么事让他来找我!”积聚在心头的沉郁在那一刻爆发了,我像一个煽动者一样向男生们呼吁“造反”!

那些男生还是太年轻,他们竟然被我——一个无权无势的新老师——打动了,于是,他们跟我走了,众人合力总算是将一地行李送到了巷口。

前方是一列送人的车队,女孩们则被路口熙熙攘攘的人流隔在了这一边。酷阳下,她们头顶的丝巾闪耀着一片异彩,在古寺之外的世界里略显张扬。这永不摘下的向有争议的覆盖啊,此时似是由柔弱的女人扛起的一面旗。这是一面挡不住灼人的热浪也阻挡不了他人锐利目光的旗啊,忍受是为宗教,可在这么漫长的人世间你要忍受多少孽障才能守住你的信仰?这裹到眉毛的印花头巾,这头巾下的晶莹的大眼睛……我先是站到路边的一条石凳上痴痴地凝望着眼前的青春烂漫的生命,内心忽然就像是被什么飞来的东西击中了,有些痛有些闷。后来终于在路边的一小片树荫里颓然坐下,泪水无端地盈满了眼眶。

泪眼婆娑中,脑海里又蓦然闯入了那片白色的建筑,我仿佛又是在古城的迷途中意外地目睹了这一切:纯白色的大寺、纯白色的烈士坊,石剑一样直指长空的纪念碑,还有那口由纯白色的大理石重新砌好的烈士井。沉默的建筑群仿如披着一身让人肃然的缟素,静静等候,我惊呆了。

初见那块记录着“咸同屠回”历史的石碑时,心头曾掠过须臾的绞痛。

“屠杀伊始,有近千回民仓皇逃进南寺以求避过凶锋,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团练头目穷追至寺,先残酷屠戮后放火烧寺,置逃难者于火海。妇女为免遭凌辱,纷纷投井殉难,此即烈士井之由来也。上世纪中叶,后人两次从井中尚淘出骸骨近十牛车,含泪安葬于碑天公墓。”

暗夜里,古寺深深,惟有寂寞。拿出白天手抄的那片文字,誊入笔记,心却已如枯井。

我所执教的这所古寺中的经学生,让自己对回族的想象从云端降到了谷底。这些来自乡村的子弟多有初中辍学、混迹社会的经历,以他们那点可怜的文化基础却要被雕凿成教门的栋梁,自己的心灰意冷是前所未有的。

南北西东的游历,慕名寻访着传说中的“回族的故乡”。天涯羁旅中,尽管彼处都涂上了一抹份属回族的白色的乡愁,就如这座古城,放眼望去,回民的馆子、衣饰、望月塔是它最独异的景致,但它们皆非真境的花园,距梦中的“古丽斯坦”还很遥远。

即使灯残梦灭,可作为一个回族人,终究意难平啊。

泪水肯定是在那蓄积已久的情感催动下,突然而至。只是坐在这行人如织的街头,一时间我自己也无法一下子道出:我到底是为谁又是为何?

是因为我生平第一次目击了这么多美丽的回族少女,她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母性魅力再次唤起了我对精神归乡的美好向往?还是她们和一百五十年前的那些投井的如花生命之间在民族身份与精神谱系上的一致性,让我在孱弱的民族现实中感受到了一阵来自深渊的寒意?如果是前者,我是为自己的“永远的异乡人”身份在哭泣;如果是后者,那么我还是在为生身的这个民族而哭泣。抑或,两者之间在很久之前就连缀成一体了。

在这块曾经发生过巨大悲剧的土地上,历史在被人群所淡忘。甚至那些我为之掬泪的少女也未必知道或在意自己求学的这块土地上的往事。“往事如烟”是国人习用的修辞,也是这个社会的现实。

在西方,自二战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就一直通过哲学、神学和各种文艺形式,沉痛地反思奥斯维辛的罪恶和不幸。那不仅是曾经遭受屠杀的犹太人的不幸,它还是西方人的乃至整个人类的不幸。这样恐怖的大屠杀是由人类自己完成的,如果不反思,它会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群中重演。奥斯维辛不仅是纳粹之恶,它同时也是人性之恶,正如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集体责任。

很遗憾,人类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哲学高度。“咸同屠回”没有像“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一样在哲学著作中成为一个醒目的术语,反而在眼下的史论中渐渐演变成语义不明的一段。

当我陷入纠葛的内心世界时,是一连串清越如铃的女声——那“不清真”(Haram)的声音——将我唤醒。“谢谢你,大哥!”女生大都已上车,一个女孩从窗口处探着身子向这边挥手,她的脸孔上泛着一种光辉,绸缎一样的光辉。光辉的底子是稚嫩、真诚的羞涩,淡淡的红。我很久没有看到了。她们不知道我内心的脆弱与忧伤,我努力展现着“大哥”的风度。

直到车开走了,我还在那片树荫下悲伤不已。


20108月于**

2016年再次修订




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

BBC中文网何以对“西北马家”产生了兴趣?



/安然


BBC中文网忽然对“西北马家”感兴趣了,连发两篇报道(2016 4 20《透视中国:马步芳故居颠覆中国的政治正确》2016 4 25《中国观察:马步芳评议继续发酵涉及宗教敏感》),回想那段仍在百家争鸣、并不如烟的往事,不禁莞尔。

31年,马麒病危,藏军来攻,被马家军在玉树击败。

当时主持青海大局的是太子党马步芳,马步芳是青海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陆军中将马麒之子。

山高高不过凤凰山,
凤凰山站在白云端,
凤凰山站在白云端,
花儿为王的红牡丹,
红牡丹它开在春天。
川美美不过大草原,
大草原铺上绿绒装。

人间英俊的是少年,
少年是人间的春天。

少年,是人间的春天。

那时,正是少年马步芳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说起马家军与西藏噶厦政权之间的恩怨纠葛,从民国元年(1912年)马步芳的老父马麒被北京政府的袁大总统任为“青海蒙番宣慰使”时便种下了孽缘。不知这位清末民初的权谋大师此时是想起了“以夷治夷”的旧典,还是早在庚子年便目睹过回军在正阳门下的英勇,从后来数十年的西北边地这盘大棋局上的攻防劫杀上看,这是一步绝妙的好棋,他在棋盘上布下了一处坚不可摧的“真眼”:马家军南拒藏英势力、北抗觊觎蒙古、新疆的苏俄势力的历史便为铁证。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不了解那条至今横亘在中印边境上的“麦克马洪线”,如果不是马麒这样的回族地方实力派的力主反抗,今天的北京政府则无理据向印度政府索要划在那条线后面的“阿鲁纳恰尔邦”,当时的北京政府代表已草签了那份划定西藏边界的《西姆拉条约》,这个“阿鲁纳恰尔邦”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

这条线和BBC的东家——英国政府有关。

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城,英印政府的夏宫

1913年,英国政府召集北京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的代表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城开会商讨“西藏边界”的划定问题,西姆拉是英国殖民官夏季的办公场所。为什么在中国人眼中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的事务要由英国人来主持,这就要回望一眼清末那片彤云密布的天空了。

实际上从清末开始,西藏噶厦政府的离心力就日渐增强,一俟辛亥革命爆发,噶厦政府干脆驱逐了中国的驻藏官员,隔断了与北京的联系……那时岂止是藏人,1900年国难当头时连汉人督抚都搞“东南互保”,与中央离心离德。如果不是回族将领马福禄(战死北京正阳门)、马福祥所率的那支回军一路拼死护佑,大清朝的领导人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被那支国际联军擒做俘虏也未可知。

现在,中国的反穆人士常常呼应着西方的“伊斯兰威胁论”传布一些用汉语喊起来颇为合辙押韵的谣谚:“国有难,回必乱”、“回回保教不保国”,请你们摸着良心自问,这样大言不惭、神人共愤的话符合历史事实吗?

闲话少叙,仍说那条“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的得名源自它的划定者的名字,这个人就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大臣麦克马洪。亲英的西藏噶厦政府同意了这份英国人制定的“西藏边界地图”,这份地图将很多并不在西藏噶厦政府控制下的四川、青海藏区划入其中,显然有利于藏方的扩张,于是噶厦政府将藏南地区作为“礼物”拱手于英印政府,也是“情有可原”。

英国人虽然迫使北京政府的代表草签了这份条约,但也只是部分达到了目的,起码他们支持的西藏独立势力在青海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在《西姆拉条约》草签的同时,袁世凯又任命马麒为藏英方面急于吞下的青海玉树的驻防司令,进驻玉树的“马家军”显然不会买英国人的帐。

当时的英国可不是后来撒切尔时代的二流强国,那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世人都诟病袁世凯为“窃国大盗”、“丧权辱国”,但面对一个饥饿、虚弱的中国,他已尽力在做他的“太极推手”了。

藏英势力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便希望在战场上夺取。得到英国新式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的藏军确实在四川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口。

19179月,西藏部队与四川部队发生冲突,川军败绩,金沙江以西地方全部失守。

英国人乘机要挟北京政府,提出将德格以西各地包括当拉岭以北昆仑山以南的地区,划归西藏。

北洋政府故计重施,击鼓传花,将这一问题通电与西藏毗连的各省征求意见。
此时,正是“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麒在1919年向全国公开发出的那封“艳电”,在历史关头扭转了民国上下在军事挫败面前的消沉局面,转而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拒绝英国人的侵略图谋。

让我们通过一段“艳电”的原文,想见一下这位回族实力派人物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原貌吧——

“西藏固中国之领土,今日虽不得已而与之划界,然异日国力发达,仍当进兵拉萨,以恢复原有之主权。”“总而言之,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势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

时人赞曰:“惟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电,能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反对将玉树地方划为内藏,不但可以使中央政府为之惶谢,英人阅之,亦当无辞复争矣。”(任乃强:《西康图经》)

英国人的图谋又一次在谈判桌上流产,但深谋远虑、百折不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其悠久殖民史上的这点挫折并没放在眼里,翌年,他们就策动藏军在军事上发动了反击。

藏军几次向驻守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跨过了金沙江,占领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直到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

西北马家也没闲着,马麒显示出了刚柔并济的政治智慧,他一面与四川方面协商,川军由甘孜,马家军由结古,东西会攻德格、邓柯、石渠等县,壮川声势;一面在取得北京政府同意后,派特使抵藏,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息兵言和,并与西藏上层人士广泛交往,互通声气,消除误会与猜疑。

19204月青海特使离藏返回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设宴饯行,亲自交给汉藏合璧之公文一件和向马麒赠送的礼品,十三世达赖喇嘛说:“余亲英非出自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

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代表驻北京,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

这显然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插手的地方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在他们行将退出印度次大陆时制造了“印巴分治”;在他们离开南洋时,华人与马来民族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最终造成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裂出去;即论今日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的悲惨命运也与当年的英国殖民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英国政府旗下的BBC中文网突然关心起了“马步芳”和回族人,也不能不值得人们警觉,毕竟他们是“有心人”。

马麒在1931年归真,他的政治、军事衣钵由其子马步芳、马步青继承,马步芳、马步青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从西北大后方挥军抗日,先后派出了两个以回族人为主的师,分别是暂编骑兵第一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第一师师长是马彪,第二师师师长是马禄。马家军作战英勇,以骑兵见长,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这些史实已为人熟知,鲜为人知的是马家军还在新疆抵抗过苏俄支持下的外蒙古军的侵略。

1947年外蒙古军队在苏联飞机配合下突然向新疆与外蒙交界处、中国一侧的北塔山发动进攻,当时驻守此地马家军的嫡系、骑五军的一部,驻军长官马希珍在发骑五军军长马呈祥(马步芳的女婿)报告后,坚决反击,并得到马呈祥的增援。最终在1948年迫使外蒙古和苏俄方面停止对北塔山长达一年的攻击。

实际上,新疆在一个时期内与苏俄一直处于“蜜月期”(1933——1944),那时,新疆的统治者叫盛世才,一位自封的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并列的“第六大领袖”,一位秘密的苏共党员、一个没有参加抗日却跑到新疆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东北军……

马步芳的骑五军是1945年在蒋介石“西征新疆,捍卫边防”的命令下进军新疆的,雄峙一侧的马家军一直是“新疆王”的威慑与羁绊,没有这支军队要顺利地迫使盛世才结束在新疆长达十多年的割据局面,收拾其暴虐统治所造成的乱局,几无可能。

我不想为屠杀那支西向的红军部队的马步芳翻案——某位微博上的“红二代”名人提起此事大有不报此仇誓不为人的架势——历史确实不容遗忘,但历史也绝非一些人口中的粗线条的漫画脸谱,它有着丰富的表情和多张不同朝向的面孔……马家军在戍守西北、巩固疆土上有着诸多功勋,又岂能因党派、民族之隔阂而加以抹杀?!

既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上也邀请了国民党老兵、国共两党也能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冰释前嫌,为什么网上有些势力就是对“马步芳”这个死人、对“马家军”这支烟消云散的旧军队揪住不放,你们心目中的假想敌究竟是谁?这值得珍惜民族团结、珍爱和平的人们深思……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一名回族人身处在这样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妖氛中思考这样一些历史,有笑并痛着的悲凉,心中不时会有不得不自问的滑稽与尴尬,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究竟被不被认同?

吴建民先生在其新书《如何做大国》中写道:“在当前形势下,有两股思潮特别需要我们注意:一股是民族主义,一股是民粹主义。这两股思潮的泛滥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都有。”


实际上,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已有在华夏延烧之势,不可不防!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些曾操弄民族主义的狂人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身死国灭的下场,其误国误民误己的可悲殷鉴,如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必将使后人复哀后人,尤其在伦敦那些目光远大的先生们也在瞩目并公开助燃这股势力的时候……



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

一只鸡加速了明亡的进程




/安然




正在打磨的一部历史小说里写到一个人,一个几乎湮没无名的人,他甚至没有自己曾经的部将、大汉奸孔有德有名。

回想大明那些年发生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心里就像是倒了五味瓶。明亡的教训自王夫之、顾炎武开始就被反复总结,曾被拔高到“亡天下”的高度,所谓“‘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儒家士大夫们的思路始终逃不出忠烈节义这样的伦理窠臼。下面提到的这个被历史隐藏起来的人大约可以引发一点儿另类的思索吧。

事情还得从崇祯三年说起,从一个叫“孙元化”的人说起。

两年后他死了。孙元化若在,明军的战力当要强上百倍,可惜这个拜上帝的书生不为那班固执成见的儒生所容,可惜了!

这个孙元化和明朝末年那些号称“大明栋梁”的人都有关,比如孙承宗,比如袁崇焕。从孙承宗到袁崇焕,他们都赏识这位孙元化,他们也都不得好死……若这些人还在,明朝的天下会残破至此吗?若一个国家的好人都不得好死,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说起这个“孙元化”,他不如明末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徐光启在后世那样有名,也不如徐光启官大,但这个孙元化也不是凡人,他既是徐光启的学生又是他的教友,徐光启向传教士学习西洋科技,这位孙元化是他的追随者,他不仅像徐光启一样是一位数学家,还是一位西洋火器专家,世人只知道是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在宁远城头重伤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知这正得益于孙元化督造的一批西洋炮。

孙元化的死和那位大汉奸孔有德有关,虽然孔有德是借了那批狭隘、无见识又自以为是的儒臣的手……

崇祯三年一月,孙元化正随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朝廷加其为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又擢升为登莱巡抚。在蓟辽督师袁崇焕设计杀掉割据在辽东海上“皮岛”之上的明朝悍将毛文龙之后,正是登莱巡抚孙元化接收了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应元等人。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这两位毛文龙的部将后来都做了汉奸。

崇祯四年八月,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兵攻大凌河城,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命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旁之双岛,与参将黄蜚以及孔有德部会师相救。张焘等遇飓风,迟迟未能从海路至三岔河牵制敌军。于是,孙元化急调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不想孔部行至吴桥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与当地人发生了摩擦。

吴桥县令毕自寅本应妥善处理此事,但他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冲突发生后,他作壁上观,默许县人闭门罢市,令孔有德筹集给养更为艰困。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意外,孔有德军中有一士兵强取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该士兵被“穿箭游营”,引得士兵气愤,击杀了该家仆,事发后王象春之子自不肯罢休,要求县衙查明真相,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孔有德所部在吴桥已成进退两难之势,这时,把巡抚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的李九成正愁无法向上面交代,遂借题发挥,率部抢劫哗变,并策动孔有德在吴桥发动叛变,史称“吴桥兵变”。

不久,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遣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部与孔有德旧职,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张可大部反遭合击,自是大败。与孔有德有旧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人,立即举火开门,登州陷落。孔有德掳获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

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上吊自尽,莱登巡抚孙元化自杀未成,被俘。登州城中有孙元化所聘请的葡萄牙人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等12人死于战乱,15人重伤。

崇祯五年二月,孔有德将孙元化和宋光兰、王征、张焘等人放还。孙元化与余大成、张焘回到京师,往日那些早已看不惯这位假洋鬼子的儒生遂群起攻之,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兵科给事中李梦辰上书皇帝,为孙元化罗织罪名,罪名也无外乎是这位信洋教的孙元化数典忘祖、有负圣恩、颠覆国家等等……

终于,这位明末西方军事专家派的杰出代表没有死在敌人手里,却被一群自认为正人君子的腐儒送进了镇抚司,在狱中惨遭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他的老师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为救自己的门生,上疏皇帝,声称若孙元化有造反之意,“臣愿以全家百口共戮”,但终究无力回天。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宋光兰和王征、余大成充军。

再说那位祸乱了莱登府的孔有德,崇祯五年八月,他兵败于沙河的祖大弼、张韬等关外兵,莱州之围遂解。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竟选择了从海上突围投降后金,降书写的真是可以流传万世:“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

后金大汗皇太极大喜过望,出郊十里相迎,原本缺乏火炮部队的满州八旗此后也有火炮武力,成就了日后南下横扫千里的大军。

孔有德这厮后来被封为了‘恭顺王’,与另两位大明投降的汉将耿仲明、尚可喜并称为清初有名的“三顺王”!正是这位孔氏后裔带兵为后金迫降了李氏朝鲜,使大明在东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藩国和羁绊建虏南下的后援。可笑的是孔有德的叛变竟还是从一只鸡开始的……

在明朝方面,孙元化之死则代表了西方军事专家派的失败,他们没有败给自己的敌人,但败给了一群不宽容的民族主义者。不久,徐光启病亡,西方军事专家派偃旗息鼓了,他们开始淡出明军的营垒,明朝在火器上丧失了对清军的优势,一起偷鸡小事敲响了明亡的丧钟。

读历史时,我常常是走神的,我想起今天依旧不宽容的民族主义者依旧在重复着古老而悠久的谣言——“回回保教不保国”——把异己异端作为防范的对象。于是,在小说中我一再重提那些被他们一再遮掩的历史,比如济南回营陈掌教抗清一事。

崇祯十二年正月,在那座防务空虚的济南府内,济南西关的清真寺“世袭冠带掌教”陈阿訇带领回营的三千父老与不可一世的清军进行过一次交锋,迫使清军不得不改道城北的池沼地带攻城,这在官军畏敌如虎的明末简直是一个奇迹!(参见崇祯十三年刊刻的《历城县志》)

这些普通民众不同于为复社文人反复称颂过的张煌言、夏完淳等人,他们在数百年的历史上是默默无语的,他们只有口耳相传的记忆存于他们的后代心中。同时,与人们所熟知的江南一带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相比,明末山东地区的历史面貌显得晦暗不清,异常沉寂,廓清这段历史也是著者的一份夙愿。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明醒世恒言)

当一切繁华成旧梦,只剩风声般的传说还在世道人心里流传。










2016年2月3日星期三

心尖上的清真(Islam in my heart)


文/安然


【一】

《济南回族风情录》里载有一道名菜:蒜爆羊肉,大约还在旧新街的老宅里,西关巷陌犹存时,祖父就讲起过这道菜和另一道叫“塔思密”的神秘佳肴有着某种渊源,这份渊源讲不清理还乱,细若游丝。

可偏有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四方云游后,尝尽人间滋味的酸甜苦辣,发现某种味道不仅在某个时刻可以唤醒那些尘埃落定的往事,而且匿藏着有待破译的文化密码和本以为已经消失的隐秘幽微的家族记忆。

过年时,母亲喜欢早早炸下满满一盆焦酥暗红的“萝卜丸子”,她常说这门手艺传自她的祖母——一位身材高大、孀居后在巷口支起油锅卖炸丸子的刚强妇人,我自小就对她的故事充满好奇,后来闲谈中石家庄的大舅舅告诉我,他的祖母是北京通县人,庚子国难(西元1900年)时为避战乱才随家人一路颠簸南下济南,对于口耳相传了一百多年或许早已走样的模糊记忆,我并不敢置信,姑且听之罢了。只是当我起意亲手炸点儿丸子,在好豆网搜索配方,才发现在一堆有关炸丸子的菜谱里只有一份“老北京炸丸子”与母亲的家传做法最为贴近,也是把葱、萝卜切末和面,也是要炸得焦酥暗红。

一种味道印证了一段平民百姓不见于文字的历史。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曾言:“即使物毁人亡,即使往日的岁月了无痕迹,气息和味道(唯有它们)却在,它们更柔软,却更有生气,更形而上,更恒久,更忠诚,它们就像那些灵魂,有待我们在残存的废墟上去想念,去等候,去盼望,以它们那不可触之的氤氲,不折不挠的支撑起记忆的巨厦。”

很多年后,我尝过了那道京师名菜“它似蜜”,尝过了西域正宗的“卡瓦甫”,在阿帕克霍加墓的巨大穹顶下百感交集地注视过她的棺椁,祖父也故去多年……那酸甜的阿拉伯口味如何来到了西域,又如何进到了清宫大内,很多文化的秘密像一道道沉重的石门向我洞开了,但我,也陷入了更深的世事迷惑中……



我是谁,我究竟来自何方,依旧纠缠着我疲惫的灵魂,神游路上,我依旧不相信生命只是时光中一段孤独无序的存在,我试图向自己证明:人,生来并非只是被打败,并非只是毫无意义的活着……

说起来,我寄生的这方山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地理里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有倔强的人在这里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传先王之旧,也有聪明的人调鼎治羹,善和五味。恒公感叹了一句未吃过人肉,“善和五味”的易牙便把自己四岁的稚子做成了一碗汤,“烹子事君”。想来某些人“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上跑的,汽车不吃;四条腿的,板凳不吃”,而外无所不吃 ,也是其来有自。作为“美食家”的君王最后被自己的厨子和宠臣易牙饿死宫中,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这样又变回了无权无势的小白……

乏义的饮食与乏义的人一样,是可怕的!

孔子,鲁人也;易牙,齐人也……齐鲁,吾之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生于此间,善恶同处,幸欤不幸?

困厄之时,此思常萦五内——

不做无原则的犬儒,不做现实主义的狗奴才,不做百无禁忌的饕餮之徒……于是便成了心上、舌上时做斗争的教条。

如果说坚持清真饮食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教条表现,那么,我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在半岛电视台一期深度报道中,有一句发人深醒的话——在伊斯兰恐惧症患者看来,只有“那些不像穆斯林的人,才是温和的穆斯林”。

如果以这样一种愈来愈离奇的尺度衡量,我就谢绝这个“光荣的称号”,不做那些有色镜片后面的那个“温和的穆斯林”。那些以反恐为名的刀笔吏已偏离了理性的思考,循着强盗的逻辑一路暴走而去,对这个渐渐远去的世界,夫复何言。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无法释怀的,不仅在心上,也在舌上!无论在心上还是舌上都持守一种千年不变的道义,即使为此付岀做人纠结,乃至失败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已是一条不再退却的底线。

因为有时舌尖上的清真,便是心尖上的清真。


【二】

如同佛寺、道观,既然清真寺以“清真”名之,“清真”的题中之义,应是不言自明!

回溯历史,“清真”一词是和“朵斯提”(Dasti 朋友)、“索哈伯”(Sahab 圣门弟子)、“舍西德”(Shehid 牺牲)、伊玛目(Imam 领拜人)、主麻(Jumma 聚礼)、衣扎布(Ijab 婚约)、穆民(Mumin 归信)、穆斯林(Muslim 顺从者)、阿訇(Akhund 教长)、邦达(Bang 宣礼)、沙目(Sham 昏礼)等大量汉语穆斯林辞汇一道在明代的回族先民中间涌现的,其中有阿拉伯语,也有波斯语、突厥语,折射出当时回回人来源和构成的多样性。唐宋来华定居的阿拉伯、波斯“蕃客”,说阿拉伯语、波斯语,而元初东迁的大批“西域回回”则多是操突厥语的各族人。明朝政府强制穆斯林说汉语,本为加以同化,但由此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在语言庞杂的回回人中间形成了统一的易于沟通的共同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诞生的必要条件(参见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回回”共同语言的形成)。

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辞典》一书中,更是把“清真”一词在中国伊斯兰教徒中广泛使用的时间精准定位到了明弘治、正德(1488-1521)年间。明末清初的回儒们在其著述中以“清净无染”、“真乃独一”、“至清至真”、“真主之清净”、“真主原有独尊,谓之清真”来描述、称颂独一无二的神——安拉(Allah),为“清真”一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内涵,“清真”遂长期作为伊斯兰教(Islam)在汉语语境中的指代而存在,故有“清真教”、“清真寺”、“清真言”之说。

在今天的“维基百科”上,将“清真”与阿拉伯语“合法的”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Halal相对应,其实,最初“清真”一词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汉语语境里与Islam相对应,“清真”只与食物相关是一件非常后现代的事儿。



语义随着时代和中外文化交流发生了变迁,但“清真”一词的涵义仍未脱离伊斯兰教的阐释范畴。

清真—Halal既为“合法”之义,那么,合法性又来自哪里?

很久之前便听过一个民谚,叫“三品以上必反教”,我曾向祖父追问缘故,他讲三品以上的大员便有机会觐见皇帝,觐见之后必会赐宴,在皇帝老子的御宴上怎能推却那份入口的猪肉呢?

“吃猪肉出教”的思想在回民的传统里可谓根深蒂固,吃猪肉被俗称为“坏口”,于是,一口猪肉便成了一些人心中合法与非法、在教与出教的那条界限。这固然反映了民众对本民族信仰的珍视,对宗教纯洁性近于苛刻的捍卫,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宗教本质的一种误读。

饮食关乎信仰,却不能框定信仰,一种宗教信仰又岂能由吃什么来决定,信仰是心灵的渴求,只取决于心灵。

正本清源,伊斯兰教并非一种苛刻的宗教,真主的两大属性是“仁慈”与“怜悯”,真主曾说:

“(助迈尔章) 39:53 - 我的過份自害的眾僕呀!你們不要絕望,我必定要赦宥一切罪過,以至赦的至慈之名。”

而关于饮食,《古兰经》同样既给出限定又给出宽恩:

“(巴格勒章) 2:173 - 他只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份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真主是至赦的,至慈的。”

苛刻的是无知的人,非是化育万物而无所求的神。


【三】

但从另一方面说,千百年来的饮食禁忌确已化入一个民族的底层意识,甚至成为一种生理反应。

四年前,当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万人空巷的收视狂潮,风靡大江南北之时,我却对之兴味阑珊,甚至不停摆弄着手中的遥控器,第一集里用咸猪肉、冬笋炒制的“腌笃鲜”和诺邓火腿繁复详尽的制作过程即已让我避之唯恐不及,只得有所选择地去看一眼。禁忌即如是这般,已成好恶,不由人也。

由于回民是世居中国的地理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长期的比邻而居,令大多数中国人对回民的饮食习惯并不陌生。

由回民的饮食习惯延生出的清真餐饮业自古有之,这一行当不仅方便了教内人,也深受到教外人的喜爱。“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在他所写的散文集《负暄琐话》里就有一篇《东来顺》,他起笔便说要为一位进京的回族友人洗尘,“地点当然最好是东来顺了。”
不仅如此,他还述说起自己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当穷学生时与东来顺的老因缘。听他讲坐在老东来顺门内的穿长袍的二掌柜如何谦恭迎客,跑堂的伙计如何殷勤待客,对自家的饭菜又如何如数家珍,食物是如何的物美价廉,“比如说,衣袋里只剩两角钱,那也可以走进去,吃二十个饺子,喝一碗粥,总共九分钱,大大方方给一角,听一声‘谢’,走出,到丹桂商场,选一角钱的旧书一本,高高兴兴地走回学校。”在一个礼乐崩坏、人心畸变的颓世里,这样温热的讲述也自是令人向往。

我注意到,在文中张先生先后有两处提及“他丝蜜”( “他丝蜜”应就是“塔斯密”或“它似蜜”的转写),敢情他老人家也是一位爱吃羊肉爱吃甜的主儿。说起羊肉,有人会担心膻腥之味,可吃“它似蜜”全然不必有此担心,尽可忘怀于它的甜蜜里,同时这道在“南甜北咸”的口味分布中殊异的酸甜又是一种暗示。

围绕着“它似蜜”这一道菜,民间流传着两个典故。

第一个故事便与我在喀什噶尔探望过的那个魂归故里的女人有关——

大清乾隆年间,随香妃入宫,一批来自西域的厨师也一同进了宫。有一回,乾隆皇帝乘兴吃了回“塔斯密”,不禁龙颜大悦,询及香妃此菜何名,答曰“塔斯密”,乾隆感其甜腻异常,入口滑嫩,如同稠蜜,但名不“雅驯”,故而赐名“它似蜜”。

这是一说。

另一说是,晚清时慈禧太后在宫中用膳,一道色泽红棕、肉质软嫩的菜上来,老佛爷尝后十分喜欢,问:“此菜何名?”因是首创,制作这道菜的回族御厨一时答不上来,遂灵机一动,答道:“请太后赐名。”慈禧随口说道:“此菜如此甜蜜,就叫它‘它似蜜’吧”。从此“它似蜜”这道菜流传至今。

这两个典故略有差异,却无一例外地指出“它似蜜”最初是一道宫廷菜,而且与穆斯林渊源甚深。

两个典故到底孰真孰假,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半真半假。

西域菜乃至更西一点儿的阿拉伯菜在口味上都以辣、甜、咸、酸著称,文明在那一片广阔相连的地理空间中不仅在宗教上、人种上、语言文字上、音乐舞蹈、诗歌传说……甚至饮食上都有着相似性。甜蜜异常的“它似蜜”保留了西域菜的特点。

同时,“它似蜜”的烹调过程则又是使用的中原技艺——“爆炒”法。在清初即扬名海内的四大风味菜系中(鲁、川、粤、淮扬),尤以鲁菜的“爆”“塌”更有独到之处。乾隆朝以“性灵说”主盟诗坛的袁枚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在 《随园食单》就曾以“滚油炮(爆)炒,加料起锅,以极脆为佳”来形容济南的爆炒菜肴。

去岁居京期间,听闻一说,老年间的京城勤行里山东人居多。回族烹饪大师、北京又一顺饭庄主理厨政的杨国桐先生也在其主编的《清真菜谱》一书中说,北京地区的清真菜深受山东、淮扬菜的影响。



于是,如此看来“它似蜜”仍是融合之物。也不妨如此申而论之,“融合”不意味着抹杀个性,抹杀个性不是融合,而是同化,融合是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是文明间的彼此欣赏、和而不同。如此,这个世界才能和平,才不恐怖。当然,那些刑名法家之徒是不会反躬自省的,动荡是其利益所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在他们的冷眼看来太过理想化太不真实了吧?

太甜蜜的东西大概是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于是,改制而来的“蒜爆羊肉”为了适应现实降低了菜品的甜度,提升了北方人喜爱的咸度,并以蒜米调味,增添一种微辣的感觉,按照某些人的观点来说是进一步地中国化了。

“蒜爆羊肉”曾一度是济南穆斯林的一道招牌菜,据说在萧弊的七十年代,擅长烹制此菜的清真饭庄一天尚能卖出五六十份,彼时物价也低,一份五角钱的蒜爆羊肉加一份一角钱的羊肉水饺便能让来打牙祭的食客满意而归。一道出自名厨之手的“蒜爆羊肉”盛在白瓷盘中如一块油亮的琥珀,如今这样精良的制作却已难觅踪迹,今日济南的清真餐饮业水平参差不齐,诚不足道哉。


【四】

记得少年时,曾翻过一本小册子《孔子传》,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微管子,吾披发左衽矣!

“披发”不难理解,满大街都是披肩发。但“左衽”又是怎样一种奇装异服,以致孔圣人要如此排斥呢?这个问题藏在我心里很多年。直到终于弄明白所谓“左衽”“右衽”不过是衣襟向左掩、向右掩的区别,还是不解“右衽”是否真的比“左衽”要高明,以致夫子如此地在意与坚持?

小时候辞旧迎新,一大家子总要守在祖父身边,而年夜饭上“吃锅子”是不变的成例。所谓的“锅子”,就是一只铜皮火锅里塞进了满满一锅的各种炸货,再浇上牛肉汤汁,渐渐地,当红热的木炭开始从烟囱里喷溅出火星,堂屋的那张八仙桌上也就飘荡起香气四溢的热气。
据说这样的传统启自我的三位太爷爷——崔德、崔聚、崔兴——兄弟三人幼时失怙,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开始,硬是白手起家,创办了享誉西关的“德聚”字号。

(三老爷爷晚年的留影)


曾祖兄弟三人秉性不同,各有所长,长兄崔德为人聪慧,机谋善断,二哥崔聚忠厚沉毅,三弟崔兴一杆长枪威名赫赫。家族中兴后,曾祖们注重在文化上教养子弟,祖父辈中有多人在当时的新学“正谊中学”就读。

已拆去的北大槐树清真寺的大殿上有崔德代表家族捐赠的三根木梁,寺内碑刻有记;崔兴曾为民国时期清真北大寺理事会的理事,至今仍有人撰文回忆……曾祖父们是笃行清真教门之人,就如除夕夜选择火锅而非饺子——这一象征意味浓郁的符号化食品,也是出于他们在信仰上的朴素意识。

圣人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曾说:谁效仿哪个民族的习俗,他就属于哪个民族。

我的太爷爷则用一段大白话做了自己的诠释:“人家过年,咱总不能从年初一跳到年初二吧?人家吃水饺,咱吃火锅!”

多年后我回味家族往事,发觉我的祖先也是在意“左衽”之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哲学——“经权之道”。他们竭力维护的那心尖上的小事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陌生的异域信仰,也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情感、一份尊严与一脉守望。


2015年12月19日星期六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极端主义(Islamophobia is a kind of Extremism)



文/安然



虽然伊斯兰恐惧症的策源地在欧美,是一种地道的西方思想,中国人于此贡献无多(中国人在现代思想上一向建构无多,只扮演二级批发商的角色,也因此在世界上缺乏话语权),但这并不妨碍在中国有着伊斯兰恐惧症最忠实也最狂热的拥趸,他们会因网上的一语不合就喊出砍死你全家。这样的狂热令见多识广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加以侧目。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大嘴特朗普(Trump)反穆斯林言论在全世界引来一片骂声的文章里,特意提及中国网民的另类表现(《特朗普反穆斯林言论在中国引起共鸣》DAN BILEFSKY 2015129日)。

“特朗普的立场自有其崇拜者。在中国的Twitter式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他对穆斯林移民的言论吸引了数百个好评,中国的支持者把他的想法和自身对维吾尔人的恐惧结合了起来。”

仅仅是对维吾尔人吗?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穆斯林都在社交媒体上(微博、微信)有过受伤的经历,感受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压力。从反恐战争一开始,我就认为“回民”这一群不可能置身于暴风圈外,尽管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领土要求,但对我们并不缺乏另外的“罪名”:信仰!

在反穆斯林分子的戈培尔式的重复宣传中,伊斯兰宗教已与恐怖主义划等号,穆斯林已与恐怖分子划等号,从穆斯林形而上的教义、教法乃至最底层的饮食禁忌,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都遭到了大鸣大放式的谩骂批判。

一位复旦的学者(为了敢于直言者免遭“五毛”的进一步伤害,此处隐去他的名姓)表示:“中国人可能是最能理解特朗普的人群。”

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我不能苟同他对此的进一步阐释:“特朗普确保‘最高安全性’的想法,在很多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生活在高度保守的社会,比美国更加封闭。”

莫说在当今信息化的地球村时代,人类高度同质化,实际上,在中国人的体内早就有一个内化的西方灵魂,这还要从1840年说起。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这个世界主要是指英法等欧洲列强所代表的那个西方世界。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简单模仿,再到五四学人提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反对旧宗教(孔教)、旧礼法、旧语言,以否弃一切的极端姿态将本民族固有之传统与西方启蒙思想对立起来,直接开启了半个世纪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先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如此“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人拥有一个西化的灵魂就不足为奇。一些人是西方的民主“五毛”,另一些戴着左派和民族主义面具的人则急于捧西方反伊斯兰的臭脚,画面虽然分裂,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今中国,时常能听到“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口号,其实,当权的意识形态何尝不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即使它因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在西方是一支遭围剿的“异端教派”。虽然马克思主义或曰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它在本质上仍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与思潮演变的核心特质,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立场无法摆脱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底色,比如那段反映他宗教观的著名论述。

让我们更全面的引用他的原话吧——

宗教的苦难是对现实中苦难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现实中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当中的有情,正如它是没有精神的景况中的精神一样。它是人民大众的鸦片。废除作为人们幻想当中幸福的宗教,就是实现他们真正的幸福。要扬弃与这处境相关的幻想,就是要扬弃产生这种幻想的处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在此,作为富有文采的政论家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铲除宗教,相反,他将宗教称为被压迫者的叹息、抗议,是无情世界的有情。作为出身于正统犹太拉比家族的马克思而言,他真正反对的是现实中的不公正所导致的苦难,包括作为欧洲少数民族的犹太人的苦难。

真正反对宗教的是大斯拉夫民族的列宁,是他断言“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将所有宗教通通视作了“反动”——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上理论的总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有的现代宗教及其教会和各种宗教组织都无一例外地是资本家进行反动活动的工具,用于掩饰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对他们进行麻痹。”(《关于工人对宗教的态度》

列宁的理论已经在历史中得到了论证,我不想多言。我只想正本清源地向人们复原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真正的马克思是温情的,而不是粗暴的。

即便如此,作为一位西方思想家,马克思仍然是西方启蒙思想的继承者,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在与罗马教廷的教权与神权的斗争中建构起来的对政教合一甚至是对宗教的否定,使他作为一个有局限性的(而不是所谓“马教”的神或先知)无法超越其时代。

当后现代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性」不仅导致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也导致了殖民化、世界大战、大屠杀、核战争和日益危重的地球环境灾难时,仍旧以基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传统/现代」、「西方/东方」「民主/封建」、「进步/反动」、「文明/野蛮」、「理性/迷信」二元对立的观点,将人类文明、历史分为不同时段、不同区域,认为前者按照一套演化论的模式对后者的征服与消除是一种历史必然,显然就是一种执迷不悟的西方话语霸权,这种对「现代性」近于迷信般的崇拜已遭到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批判与解构。

由于伊斯兰世界紧邻西方世界,那里也成为了西方殖民侵略的重灾区,那里的现代化所具有的殖民外加特征也更为明显,因此也遭到了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更多的怀疑、批判及反制。

伊斯兰恐惧症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这种现代性斗争的延续和新版本,是西方保守派学者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宰制而进行的学术生产,是典型的知识霸权。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巨著《东方主义》一书中对西方学界这种对东方的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他也是唱响 “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的不可逾越的对立面。

伊斯兰教是西方社会最熟悉的非西方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有着长期的矛盾冲突,被西方保守派学界列入反现代性的负面指涉,使得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有着伊斯兰东方的「他者」来提供反向的认同,为其全球统治提供依据,有其利益所在。而同为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对象的「中国」,有必要加入这一阵营(西方也不会接纳中国,如同在反恐战争中一样),将「伊斯兰」当作预想中的仇敌,为其话语霸权进行摇唇鼓舌吗?

勿忘一句中国的古语,唇亡齿寒。

伊斯兰恐惧症传播仇恨,直接导致族群间的对立,加大各种既存的矛盾量,并将最终从网络上进入现实中引发冲突,因此,说“伊斯兰恐惧症”是恐怖主义的一环,是一种非穆斯林的极端主义,毫不为过。这些年,在伊斯兰恐惧症的欧美老家,越来越紧张的族群关系和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都说明了这一切。

在某些战略家的潜意识里,也许会认为放任伊斯兰恐惧症会是一种反恐的“以毒攻毒”战法,可谁又能预料这也极可能在起到“火上浇油”的不测后果。


中国在物质上崛起了,而要想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必须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这就需要沉下心来进行自己的话语建构,而不是西方人一感冒,这边就打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