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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

《我枕着一柄刀睡去》

文/安然

我枕着一柄刀睡
愿它能驱走那些残暴的梦

梦中
纳格拉鼓震响山河
履带却碾压着我的每一寸神经

梦中
我们的肉身被铁镣锁住
正如眼前这个被专制锁住的不快乐的世界

梦中
我和那些为了理想被不公正地剥夺自由的人们在一起
对着目瞽耳聋的民众
大声呼喊
不要听信敌人的谎言
请记住
不分宗教和种族
你们是兄弟

梦中
我看到那颗黑暗之心
那个有权有势的迦百叶
升到天上
但你将来必坠入地狱

告�我的床
我踏上了巴列霍的逃亡路
告诉家中的老父老母
我已住进那个消瘦的犹太男人为我挖好的地洞
当我不得不通过空中的代码诉说恐怖时
我枕着一柄刀睡去
希望永远停留在这绝望的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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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



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上午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所辖科院路派出所的民警王克强给我的父亲打电话要人,声称要因我在网上的言论而对我采取非常手段。

这一年多来由于受到黑白两道的滋扰,我一直漂泊在外,早已成为丧家犬。但我从没有停止为少数民族发声,近期我的博客上对喀什噶尔的城市变迁、阿拉伯之春后摩洛哥诗人、作家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oullen)创作的小说《火祭》(Par Le Feu)和新疆异议人士帕米尔•亚森被拘捕事件进行了关注,对异文化的独特译介,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真相的非官方化讲述,应该是导致当局恐惧与愤怒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 “政法系”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营造政治恐怖的风暴,我只是众多因言获罪者中的一个。只要当权者不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由言论的敌视,“言者有罪”这种延续了五千年的古老传统就会随着中国的崛起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向更广阔的人类世界。丧钟不只为某些弱小的个体敲响,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过这一点。

这一次警方带来电话,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骚扰、威胁我的亲人,令我自动消声,这是中国压制异议的一贯做法;二是真的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我,从李旺阳事件可以看出已完成流氓化的专政工具完全能够在特殊时刻做出极端之举。

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中说,农民通过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诽谤,纵火,怠工等无声的抗议进行反抗;而被反抗的当权者,则用进一步退三步的妥协、暗中雇流氓、贿赂等方式进行压制。两方在幕布后做着无声的交易。这种隐蔽的交易于弱者是百害无一益。弱者只有将交流与交锋置于聚光灯下,才有可能真正改变自己所在族群的命运。

我暂时还未落入他们手中,但政治恐怖正在逼近我,但我不会因此而患上政治冷淡症,与其麻木苟存,不若鹤鸣九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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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

SOS!I am in danger

Chinese police call my old father and forced him to tell my address.
They don't allow me to speak for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I am in danger. If I fell into silence,it shows I had been arrested or die.

Allah ak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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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4日星期一

学经少年的死亡“罗生门”



文/安然

少年“米尔扎提•纳曼如拉”死了,在这难熬的顿亚上撇下一个悲痛的母亲,还间接导致他的同胞、著名的网络异议人士帕米尔•亚森先生被拘捕。

海外媒体首先报道了新疆学经少年的死,那时天朝是沉默的。消息传至墙内,天朝的五毛异常激动,与维吾尔异议人士在微博上展开了隔空骂战,事实与真相如何在天朝并不重要,比的都是谁的嗓门大和口水多。但显然这一回五毛们很受伤,帕米尔•亚森先生是一位精通汉语的写作者,在一旁默默注视的老大哥再也按捺不住难言的愤怒,在国外国内双重刺激下,决定拿墙内的人出气。

天朝是懦弱无能的,天朝又是无比强大的,这两种表现都是如此真实,关键要看对谁来表现。南海蛮夷菲律宾曾一度被官媒讥笑为“连一支像样的海军也没有”,如今却在像一位勇敢的小丑那样绕着天下共主的身边上下辗转腾挪、左右持续周旋,令天朝束手无策,也令天朝在高呼“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愤青中间颜面扫地。

这是鄙人早就预见到的,天朝的愤怒必定出口转内销!只有手无寸铁、处于绝对劣势的少数民族才是天朝敢于用兵的对象。

其实,新疆的宗教严打从未消停过,此次报道学经少年的死和严惩异族“造谣者”只是适时地提供给强硬派一次彰显天威的机会。普通中国人将新疆视作恐怖的策源地,并根据官方宣传将之归咎于宗教与民族。民间不断有人奢谈着天朝种种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却闭口不言一个一直被吸血的西域,少年米尔扎提•纳曼如拉的死只是因贫血而苍白的西域的一个缩影。当资源被劫掠,环境被破坏,连存在于人大脑中的思想也不放过时,面对从物质到文明的双重危机,你会怎样做?!

我不知道米尔扎提•纳曼如拉——这名前往大城市学习《古兰经》的维吾尔族乡村少年的生命是怎样终结的,但我会为他祈祷——“踏上求学道路的人,真主已为他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在我重温这句圣训时,心中充满悲愤,但仍要为他祈祷。2012年5月25日“亚洲自由电台”在报道此事时曾转述少年的母亲的话说,警方通知她,孩子是在拘留所内“撞墙自杀”,并警告她不得“闹事”。但十天后国内在公开报道抓人消息时,警方对少年的死有了新的说法:谋杀!

但肯定不是警察杀的。按照这一次警方的说法,是少年求学的秘密宗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共同将他虐待致死。这一说法导致死亡地点和犯罪嫌疑人都发生了转换。如果这名维吾尔族少年是死在拘留所内,国人自然会联想起“躲猫猫”、“喝开水”等等离奇死法。但如果将罪名加到一群受到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的“穆斯林极端分子”身上,他们在中国社会是无望于同情,也无望于任何充分的法律辩护与公开公正的审判。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民权组织则称,少年是在警察围剿秘密宗教学校,被捕后因不配合讯问而被殴打致死。

自此,学经少年的死在各方不同的讲述下已如日本电影《罗生门》一般扑朔迷离。警方的说法不过是其中一种而已,甚至他们自身都难逃嫌疑。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当局不是展开深入追查,而是匆忙地对质疑此事真相的帕米尔•亚森先生进行抓捕,更像是在粗暴的封口,以此恫吓人们保持沉默。但沉默不等于默认,滥用的暴力更让人们对权力的公正性心生疑窦乃至怨恨。据说抓捕帕米尔•亚森先生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十七条,这条关于仇恨与歧视的法律在中国的现实中往往被援引惩罚少数民族的异议者,似乎已变成为他们的专设条款。孰不知在中国网警密布的网络上,有多少歧视和仇恨少数民族的言论被无视被纵容着!

防止歧视的法律却被用来歧视,防止仇恨滋生的法律却被用来制造仇恨,试问,这样不公正不平等的执法行为是在维稳,还是在饮鸩止渴?

2012年6月2日星期六

旧世界的纵火者



文/安然

当我得知摩洛哥诗人、作家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oullen)以小说《火祭》(Par Le Feu)重构了去年年初的那场“茉莉花革命”之时,我正在探索阿拉伯文学版图的路上。革命如风暴至,而我们对风暴发生地的现状却一无所知。只得任由官媒通过精心选择的电视画面和砖家解说将这一事件渲染为一场无序的暴乱。

走入当代阿拉伯文学,就是为了获取一种新的不依附于旧意识形态的独立视角。

八九之后的中国作家普遍抱持明哲保身回避社会现实的态度,一味沉溺于个人小幸福小哀愁的文字游戏之中。一个不肯直言真相和良知的文学必定化作一潭腐臭的死水,必然被人民所抛弃。文学开始丧失其原有的影响力,不可挽救地从中国社会中边缘化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当代的阿拉伯文学大师在军警的刺刀和暗杀的威胁下一直不知疲倦地向民众揭示现实、批判丑恶、解说真理,从埃及的马哈福兹、阿拉•阿斯旺尼(Alaa Al Aswany)到叙利亚的阿多尼斯(Adonis)、法瓦兹•哈达迪(Fawaz Hadad),这已经成为一种绵延几代人的不绝的文化传统。

面临着同样的文化极权,同样是戴着镣铐在写作,两个民族的写作者的表现却大为不同。在天朝,知识分子逐步分化、蜕变、沉沦。一部分作家在下笔伊始就开始对思想进行自我审查,他们一不会批评制度,二不会谈论时事。为求得可怜的出版机会,他们会听任文化机关对作品的阉割。在被剥夺了批判的权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批判的勇气。

另一部分人则在争当权力的工具。在遭到文化特工严密控制的网络上,在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党媒上活跃着那些已然政客化、市侩化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日复一日地煽动民族主义,鼓吹民粹主义,不遗余力地为维护旧世界的秩序进行文化愚民。为讨主子的欢心,帮闲文人们甚至要求民众忍受“适度的腐败”,他们现在已不再满足于为专制唱赞歌,还要进一步为腐败的合法化做舆论准备。

民众冷漠,知识分子冷漠,死守既得利益的权力更是冷酷无情。

那些不敢公开抗拒权势又不甘沦为应声虫的天朝作家在私下抱怨说:“我们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

阿拉伯的诗人却说:“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

“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

“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

当天朝作家龟缩在阴暗角落里做无病呻吟的时候,阿拉伯作家一直在扮演旧世界的纵火者的角色。

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oullen)在《火祭》中描述了两场火。

当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将他的毕业证书点燃时,他生病的母亲在一旁大叫:“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能拿到任何教书的工作!你注定要做小贩!”生活果真走进了死胡同,他找不到正式的职业,警察因为他参加过激进活动而处处针对他,附近的流氓又打上了妹妹的主意,这个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场火,当已沦为街头小贩的穆罕默德再次遭到警察的刁难时,愤而自焚。他全身着火,在街头奔跑,以完全的自毁重新夺回失去的尊严。这绝望的火最终引燃了人们对这个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旧世界的愤怒之火——“阿拉伯之春”的序曲首先从突尼斯奏响!从本质上讲,穆罕默德是旧世界的纵火者!



《纵火者》

你的理想没有错
你的坚持没有错
错的只是你自己
你是一个纵火者 被出卖者
败给叛徒、刽子手和胆小鬼并不可耻
英雄的宿命本该如此
没点燃那个被亿万遍诅咒着的旧世界每时每刻
却把自己引燃
警察的水枪浇不灭
母亲的泪滴滴不灭
就让你成为暗黑中的一团火焰吧
洁白的鲜血照亮一切猥琐与贱卖
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
在春天的大荒野速燃
以完全的自毁
重新夺回尊严
燃吧!非人的世界
来吧,辽阔心底呼唤过亿万遍的
人的世界

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遗忘与记忆的角力:香妃



文/安然

离开喀什噶尔前,我匆匆去了一趟郊外的香妃墓。这完全是临时起意,本来行前我已决心绕开那个地方,我不愿去见那个让自己感到难言的情绪复杂的人物。

她被人们太多次的讲述,可她终究只是重重宫帷后的一道幻影,连名字也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漫漶不清。在乌鲁木齐的那几天,我偶然得知她的维吾尔本名:伊帕尔汗,那些热衷于研究清宫秘档的专家则喜欢叫她和卓氏、容妃。

和卓,圣裔也。讲述一位被迫进入清宫的圣裔,总有一丝尴尬与不敬,可这个严峻的时代不再容许我们沉默不言了。

由于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家里,我对官方记录存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野史给她的名字叫起来太过香艳,可我宁愿如此,也不愿跟官家一起假正经。

那天,我从萧索的喀什大巴扎走出,南疆充沛的阳光立时如羊奶般倾泻下来,照得我眼花缭乱,却没能冲散我心头沉重的阴影。几日来沉浸在凋零的美、卑微的尘之中呼吸都变得涩滞,除此而外目光就光是与那些粗制滥造的现代化碰撞。盛夏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着四伏在热浪中的城市寒意,这击碎了很久以来我对西域流着乳与蜜的想象。

我无法把想象套在面前这座面目全非的丑陋的蕞尔小城身上:这远在天边的喀什噶尔,这近在眼前的喀什噶尔,这是令人神往的喀什噶尔吗,它还是那座中亚圣城喀什噶尔吗?!一位维吾尔古代诗人在他们的光辉岁月里曾无比骄傲地唱道:

“朝觐为什么要去远方,
喀什噶尔有的是圣徒的麻札!”

这是一座丢失了老灵魂的被开发的城市,我像一个寻亲的孤魂在这里已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本不该来这里。




失落中我信步来到一个汽车站,仰望车牌,那上面用汉文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沿途停靠的站名,但对我来说仍然毫无意义,我是这片土地陌生的闯入者,东西南北尚且需要指引,简单的命名意义并不大。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了眼帘:香妃墓。既然连想象都已遭颠覆,想象中的计划还有何用?一辆公共汽车疾驰而来,我未假思索就踏了上去。

我的记忆已模糊了:这辆车到底是正规的公交车还是维吾尔人经营的那种小巴?我只记得自己挤上过这种小巴,满车厢的维族人中间夹我一个老回回,偶有目光打量,但我既没有被偷也没有被捅!

我的记忆已模糊了:下车后我是循着街头的指示牌还是一路打问着走进那条绿荫小路的?越往里走,我越担心自己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两旁掩映的农舍让我感觉像是进村了。后来我从书上证得那就是“浩罕村”,它和浩罕汗国,和后来的阿古柏伯克有何渊源,我没深究,但听说阿古柏统治时期也曾修葺过香妃墓。

当我就要迷失的时候,那片高大的建筑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宫殿一样升起在了前方。

我是买票进去的,之所以我的记忆力在此处得到了特别的加强,是因为在库车大寺和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我都拒绝购票。这场旅行蓄谋已久,身上的钱虽不多,但足可支撑我游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的各处贫寒的绿洲。拒绝是为了彰显一种主人的姿态,夺回一种天经地义的权利:穆斯林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出清真寺!



实际上,香妃墓旁也附设有礼拜堂和进行伊斯兰教育的经堂,很明显,这是典型的苏菲道堂的格局。但蒙尘的道堂年久失修,摇摇欲坠,被闲置在崭新的光阴里。“教经班”在新疆如同法轮功那般被打压,当局倒是对回族社会中存在的穆斯林学校采取漠视的态度,我的同胞满足于宗教上一知半解的争论,大概在当权者眼中是既可笑又无威胁的吧。

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记忆的力量与抹去的力量之间的角力,正如有人希望人们对文革失忆那样,也有人希望西域的往事如烟散去。可当我置身在那宏阔的穹顶之下时,我的记忆瞬时锐利地如鲜血漓漓的匕首一般!我甚至想去反驳讲解员向人们虚构的乾隆皇帝与伊帕尔汗之间的缠绵故事,我打心眼儿里不愿相信天朝的伪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告诉人们,在未来的专制国家内有一个奇特的部门“真理部”,它的职能就是每天删改过去的报纸,以使旧闻符合现实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谎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和生存方式!其实,就像四大发明一样,据我考证,“真理部”的出处也在天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下,那位虚伪的十全老人焚毁了多少禁书,虽已无从统计,但其在历代典籍上所做的手脚却一直为后世所诟病。

旅美的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曾写过这样一句诗:

“官书自古诬兼妄,
实录唯凭野史传。”

《清朝野史大观》辑录了有清一代的各类史事,在“记回部香妃”辞条下有这样的一番记述:香妃为兆惠将军俘获,献于皇帝。香妃身怀利刃,坚拒不从,如此数年,每思故乡风物,默然泣下。孝圣宪皇后不忍,招之近前赐缢死。



我从故纸堆里搜得的一首香妃填词的木卡姆唱曲恰可为之做个注脚:

这,真像我的家乡:
故国轻柔的语调飞扬,
将我家乡的歌儿唱
——在那晨曦初透的时光,
高塔的后方。
但,相似仅止于斯,
那只让我,想家想得更痴,
昔日同伴的语丝,
才能将我把乡愁医治。
这,真像我的家乡,
却总让我更添愁肠,
我呀,但愿能够遗忘。
好意盖起的宫院,
却是赝品一座。
他要我的欢颜,
我却卸不下心中的怨。
为何翘首西盼?
只为啊!我的家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这近在眼前的家指的就是香妃寝宫外的回回营。为了安抚伊帕尔汗的思乡之情,乾隆不仅从西域迁其族属千余人进京,还将这些形同人质者安置在香妃所居的西内(今中南海)外,香妃每每登楼相望,以见父兄,此楼,古称宝月楼,今称中华门。

遥思千里,我在那座圣徒的麻札里,曾为她和她的72位族人接过都瓦,那里面的72座坟茔下睡着72位圣裔,72人之中生前最显赫的阿帕克和卓却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着,这位曾经的“世界的主宰”更是一部难言的往事。

先知曾说:“当你处世彷徨时,便求教于墓中人吧!墓中有天堂的花园,也有地狱的火坑。”

祝先知和他清廉的后人们平安!



2012年5月19日星期六

为真正的回族人歌唱



文/安然

"砍头风吹帽
舍命不舍教
辈辈都是血脖子
我也染个红胡子"

怀念过去的人们啊
我来到这川前
一头羊的血曾把这一川水染红

那些为了守护尊严
宁愿做血脖子的人们啊
黄河已不见了波浪
一条老得走不动道的河
像一个人佝偻的腰身
我扔下一柄银刀子
遥遥目送
左屠户
你也有今天

怀念那支血性的歌
怀念那些骄傲的祖先
为真正的回族人歌唱
去找回我们的尊严与骄傲
同治年回民唱的歌谣在耳中嗡鸣
愿我也为此献出生命

放弃懦弱的反思
放弃虚伪的和谐
放弃对国家恐怖主义者的卑躬屈膝
做一个骄傲的人
要骄傲得像一个真正的回族人
愿我也为此献出生命






2012年5月17日星期四

沦落为菜市场的法庭



在清华做法学讲席教授的冯象先生最近出了一本谈中国法治现状的书,书名很有中国特色——《政法笔记》。书中有一篇名为《中国要律师干吗》的文章,在这个天天宣传“依法治国”的国家内,为何一位有着耶鲁、哈佛的双博士桂冠的学者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自然令人惊诧。文中提到两个互为矛盾的现象:一是天朝律师多,二是天朝的律师无用武之地。天朝的律师多到何种程度呢?据冯象先生介绍,2003年中国的律师人口就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如今则可能早已实现本朝太祖“赶英超美”的夙愿了呢。与此相对照的是“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

拜最近身陷一桩又一桩的官司所赐,书生气十足的我开始对各类法学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官司没有打赢过,但在法学上倒是大有进益,以致本人亲撰的民事反诉状呈请到专业律师那里,也审校不出大的错漏。虽然做了充分的法律作业,但我仍对是否能为自己进行充分辩护存有疑虑。文字毕竟不同于现实,置身于一个对我素有成见的政法系统之内,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做了最坏的打算。2012年5月15日一上班,我就与济南历下法院的法官通了电话,鉴于另一方的当事人曾致我受伤,有暴力倾向,并在以往的庭审中有咆哮法庭,遭到法官训诫的记录,我要求法院在法庭内安排法警,保证所有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我提到,对方曾公然在法庭上冲过来袭击我,因遭法官从中拦阻,才未酿成更大事端。然而,5月16日的庭审仍如一场闹哄哄的活剧。在我宣读诉状,行使陈述、质证权利的过程中,不但多次被对方当事人粗暴打断,而且还匪夷所思地引发法官大人对我的怒火。我对这无名之火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只是希望法庭对书面提交的证据搜集申请给予一个书面答复。这样的请求是不合理还是不合法?




我在举证期内提交给法庭书面搜集证据的申请,请求法院对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科院路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详细列明了六项所要调取的书证,但法官却在开庭时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六项证据无一所获!

本该愤怒的人是我!

也许是我还不适应这个“权比天大”的社会,我明明在历下法院的接待室内眼见法官大声训斥着一位位律师,我又有何德何能,不愿对此低头忍受呢?当日目睹此情此景,立时失却了对律师的某种仰视,回到家后我对家人笑谈:我们的三千元律师费也可省下来,法官训律师如同训儿孙一般。

为何熟悉中国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理论的法律人也会在司法实践中噤若寒蝉?《律师文摘》对个中原因有所披露: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五百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有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又最终宣判无罪。在律师中间出现的寒蝉效应就是在不断被司法机关递送进班房的过程中形成的吧,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何大多数律师在听完我对案情的讲述后选择了回避,我的少数民族写作者身份和写作中对少数民族现状的敏感表达,让他们对为我这样的人辩护充满了恐惧。

而5月16日失控的犹如文革批斗一般的庭审,则让我自己也最终放弃了陈述,我对法庭的书记员说,请在庭审记录中记下我的话:“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已无话可说。”在如同菜市场上的争吵一般的庭审中,想必水平再高的大律师也无发挥的可能。在我看来,审判员失去了对庭审秩序的控制,对违反法庭规则的当事人既没有责令其退出法庭或罚款、拘留,而是听之任之,甚至,本应居中裁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与另一方的诉讼参与人一起向我发难。

事后,在辗转难眠的静夜里,我试图为此找寻答案或曰背后的真相。由于所谓的优待,少数民族人在汉人眼中似乎是有原罪的,在各种场合的辩论中这一问题往往作为大批判的黑材料被提出来,其实,那些从未在现实中落地过的纸上承诺,有多少少数民族平民百姓真正享有过呢?很多时候,“优待少数民族”的口号和征服者“优待俘虏”一样,喊出来是为了欺世盗名。我在想,是否因了这令汉人忿忿不平的原罪,因了日嚣尘上的种族诋毁,身为汉人的法官和当事人才会对这个少数民族诉讼人有着如此激烈的仇视呢?




在英语中Justice(司法)也兼有正义、公平之意,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西方民族国家业已实现的理想。作为一个关注少数民族境遇,本身也官司缠身的少数民族人,我在想,在多民族国家里,是否因为有着独特的国情,法治正义就只能和主体民族有关,有天朝特色的法治就只能是权贵操控下的“多数人暴政”?

2012年5月11日星期五

不肯为他人说话


昨天,云南昭通发生了一起因征地引发的自杀性爆炸,多人死伤。这则突发新闻带给我两重思考:惯常出现于国际新闻中的一幕,开始在中国上演;惯常对中东的宗教狂热大加讥讽的愤青们,也在微博上一边倒地表达了对悲情人弹的支持。一位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名望的神学家曾说,巴勒斯坦的自杀性袭击者是为了反抗横暴的占领者,他们牺牲生命是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那这位昭通的袭击者是为了什么呢?当人们追寻真相时,却发现连此人的性别都变得莫衷一是了。先前的报道说袭击者是一位女性,此后更有此女还身负幼子、为夫寻仇的传闻。随即当地公安机关出面辟谣,声称袭击者实为一男子。其实,无论是男是女,在和平时期“人弹”的出现都为中国人日益严重的暴力倾向敲响了警钟。而此前,各地在处置社会矛盾时对警力的滥用,不但是刺激了敏感的舆情,更是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民众起了十分恶劣的暴力示范效应。如此上行下效,我们将或已经在面对一个“国无宁日”的局面。

另一重思考得益于一位一直同情少数民族的汉族朋友的微评,他在推特上说:“新浪微博上对云南自杀炸弹抗拆迁的支持比例是100%。如果——只是假设——用自杀炸弹的抗暴的不是汉人,还会如此吗?在中国,连反抗都是汉人的特权。”是啊,如果袭击者是新疆的少数民族,一定会被加上“恐怖主义”的罪名,那一刻,同仇敌忾的官民是无暇也无心去关注异族人的悲情的。中国人常常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民族主义的历史课本一直如此告诉我们,自1840年以来中国长久地被侵略被殖民,在求得解放的过程中,中国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种民族史观的问题在于它只记住了自己是受害者,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加害者。同光年间陕西屠回和左宗棠西征带给丝绸之路上的回族人、维吾尔人那些难以抹去的血泪记忆,在教育当局编撰历史教科书时却被选择性的无视掉了。这样的历史教育正在为这个世界生产大量的有着受害者心态的中国底层愤怒青年,他们缺乏人文关怀的能力,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只知一味地在各种国际或国内冲突中表达不假思索的愤怒,在一轮又一轮的民族主义高潮中充当廉价的生力军。在如今的网络上不乏一些民族主义愤青敌视少数民族的皇汉言论,我很少与之争辩,因为我清楚,辩论只会令其愤怒,却不能改变他们已成为思维定势的偏见,更不能奢望愤青们肯为他人说话。繁华似锦,烈火烹油的经济表象之下,对天朝的前景我却一点儿也乐观不起来,很难说,中国的愤青们不会在未来的社会危机中像二战中的德国青年那样成为极右或极左思潮的炮灰,国家和民众被他们拖入灾难。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我也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接着他们抓工会成员,
我还是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之后他们抓天主教徒,
我依然不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时,
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又想起这首镌刻在波士顿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塔黑色大理石上的忏悔诗,它的作者是德国的一位新教牧师,名叫马丁·尼莫拉。在成为牧师前,尼莫拉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军人,支持过掌权前的希特勒。不久,就因为反对宗教控制而与纳粹决裂。他在1937年入狱,直至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幸存的尼莫拉写下这首忏悔诗。这位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难者的著名自白告诉我们,有时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也可能曾是极权统治者的帮凶。它的意义历久弥新,因为极权主义的政治骗术还很年轻,警察统治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肯为他人说话所要付出的代价,谨记,切切。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告别残酷斗争




文/安然

最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来访,我和维吾尔兄弟一样高兴。在我心中,他不仅仅是一位突厥人(Turk),还是一位为理想坐过牢的穆斯林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开始修正凯末尔主义者在世俗化道路上的偏颇,重回伊斯兰世界。

2009年已经执掌大权的埃尔多安曾为一位故去四十多年的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平反,为其恢复国籍。希克梅特是土耳其大诗人,政治立场倾向社会主义革命,生前在属于西方阵营的土耳其当权者那里并不受欢迎。埃尔多安和希克梅特之间的交集也并不多,他们在许多观念上一定是相悖的。若论共同点,那就是二人都在自己的祖国有过铁狱生涯。

“
他们抓了我们,投入牢狱,
他们把我们关了起来:
我,在墙内,
你,在墙外。
但这不算什么。
最糟的是
人们——自知或不自知——
内心带有一座牢狱……
大多数人是被逼如此,
这些人诚实、勤劳、善良,
同样值得爱,一如我爱你一样……
”


这样情真意切的爱国诗篇在令人感佩之余,也让人怀疑土国监狱管理方面的松懈。我想起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中提过的一件小事,在文革黑狱中他曾要求获得看书的权利,结果不但得不到许可,还要因此写检讨。国情不同就是大不一样,土耳其的那位得以成为狱中诗人,中国的这位只能一篇篇地上交检讨,“斗私批修,深挖灵魂一闪念!”

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在罗织文网一事上同样有着光辉的历史记录,十月革命后写出过《红色骑兵军》一书的作家巴别尔被捕后,在狱中最后的著述是“自供状”;俄国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海参崴的劳改营后也再无诗作流出。他们最后都魂归人民监狱。巴别尔获得的是正式的枪决,而曼氏则以一纸死亡通知消失在寒冷的海角。那个辽阔的旧世界冷得令人沮丧。

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是幸运的。1949年,聂鲁达、萨特等一批享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巴黎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要求土当局释放它的狱中诗人。1950年希克梅特获得世界和平奖,同年,当局宣布将其释放。

据西方的历史学者研究,二战中身在本国监狱的欧洲社会党人往往幸存到了战后,而他们那些去了莫斯科的左倾共产同志则大都没能逃过三十年代骇人听闻的大清洗。

新闻很闷,写点旧闻。这个时代其实很新,如今的口号也格外讲究语言的新颖别致。但时代的进步不在口号的更新,在于现实细微处的变化。政治家们如果准备让冷血的政治传统永远尘封在旧岁月里,就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奉行更高的道德标准,以公开、公正和人道、理性的心态向残酷斗争的历史作别。


2012年4月11日星期三

2012年4月11日的都瓦(Pray for Muslims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Indonesia)


至仁主
求你抚慰疼痛的大地
求你劝退高傲的大海
求你毁弃暴虐的大独裁者
 
战火在叙利亚美丽的国土上延烧
核阴云映红了波斯古老的星空
阿富汗至今还在哭泣
穆斯林皆为兄弟
极目遥望伊斯兰的故园
我看不到一处欢乐的净土
至仁至慈的主
全能全有于万事万物的主啊
请免去那些念诵你的尊名的弱仆之上的患难
求你再给一季好收成 平安的好时光
使果实在枝头垂下饱满的
谦卑的头颅
让世界蒙你赐福 
重新成为乐土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

争当权势者最好的鹦鹉




辱圣事件
有人向不情愿的道歉者“鼓掌”、“致敬”
回汉冲突
有人争先恐后地向汉族同胞表达“同情和慰问”
还有人学着CCTV的调子不失时机地向阿拉伯之春发泄“义愤”
我像一个不能开口的游魂在这家穆斯林论坛潜水
焦虑 绝望 目瞪口呆
然后在愤怒中开悟
这“有人”是在争当权势者最好的鹦鹉呀

Demonize hui Muslim political cartoon.
Someone in chinese Muslims have been brainwashed and I hate their serv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