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与记忆的角力：香妃

文/安然

离开喀什噶尔前，我匆匆去了一趟郊外的香妃墓。这完全是临时起意，本来行前我已决心绕开那个地方，我不愿去见那个让自己感到难言的情绪复杂的人物。

她被人们太多次的讲述，可她终究只是重重宫帷后的一道幻影，连名字也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漫漶不清。在乌鲁木齐的那几天，我偶然得知她的维吾尔本名：伊帕尔汗，那些热衷于研究清宫秘档的专家则喜欢叫她和卓氏、容妃。

和卓，圣裔也。讲述一位被迫进入清宫的圣裔，总有一丝尴尬与不敬，可这个严峻的时代不再容许我们沉默不言了。

由于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家里，我对官方记录存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野史给她的名字叫起来太过香艳，可我宁愿如此，也不愿跟官家一起假正经。

那天，我从萧索的喀什大巴扎走出，南疆充沛的阳光立时如羊奶般倾泻下来，照得我眼花缭乱，却没能冲散我心头沉重的阴影。几日来沉浸在凋零的美、卑微的尘之中呼吸都变得涩滞，除此而外目光就光是与那些粗制滥造的现代化碰撞。盛夏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着四伏在热浪中的城市寒意，这击碎了很久以来我对西域流着乳与蜜的想象。

我无法把想象套在面前这座面目全非的丑陋的蕞尔小城身上：这远在天边的喀什噶尔，这近在眼前的喀什噶尔，这是令人神往的喀什噶尔吗，它还是那座中亚圣城喀什噶尔吗？！一位维吾尔古代诗人在他们的光辉岁月里曾无比骄傲地唱道：

“朝觐为什么要去远方，
喀什噶尔有的是圣徒的麻札！”

这是一座丢失了老灵魂的被开发的城市，我像一个寻亲的孤魂在这里已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本不该来这里。

失落中我信步来到一个汽车站，仰望车牌，那上面用汉文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沿途停靠的站名，但对我来说仍然毫无意义，我是这片土地陌生的闯入者，东西南北尚且需要指引，简单的命名意义并不大。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了眼帘：香妃墓。既然连想象都已遭颠覆，想象中的计划还有何用？一辆公共汽车疾驰而来，我未假思索就踏了上去。

我的记忆已模糊了：这辆车到底是正规的公交车还是维吾尔人经营的那种小巴？我只记得自己挤上过这种小巴，满车厢的维族人中间夹我一个老回回，偶有目光打量，但我既没有被偷也没有被捅！

我的记忆已模糊了：下车后我是循着街头的指示牌还是一路打问着走进那条绿荫小路的？越往里走，我越担心自己是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两旁掩映的农舍让我感觉像是进村了。后来我从书上证得那就是“浩罕村”，它和浩罕汗国，和后来的阿古柏伯克有何渊源，我没深究，但听说阿古柏统治时期也曾修葺过香妃墓。

当我就要迷失的时候，那片高大的建筑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宫殿一样升起在了前方。

我是买票进去的，之所以我的记忆力在此处得到了特别的加强，是因为在库车大寺和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我都拒绝购票。这场旅行蓄谋已久，身上的钱虽不多，但足可支撑我游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的各处贫寒的绿洲。拒绝是为了彰显一种主人的姿态，夺回一种天经地义的权利：穆斯林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出清真寺！

实际上，香妃墓旁也附设有礼拜堂和进行伊斯兰教育的经堂，很明显，这是典型的苏菲道堂的格局。但蒙尘的道堂年久失修，摇摇欲坠，被闲置在崭新的光阴里。“教经班”在新疆如同法轮功那般被打压，当局倒是对回族社会中存在的穆斯林学校采取漠视的态度，我的同胞满足于宗教上一知半解的争论，大概在当权者眼中是既可笑又无威胁的吧。

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记忆的力量与抹去的力量之间的角力，正如有人希望人们对文革失忆那样，也有人希望西域的往事如烟散去。可当我置身在那宏阔的穹顶之下时，我的记忆瞬时锐利地如鲜血漓漓的匕首一般！我甚至想去反驳讲解员向人们虚构的乾隆皇帝与伊帕尔汗之间的缠绵故事，我打心眼儿里不愿相信天朝的伪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告诉人们，在未来的专制国家内有一个奇特的部门“真理部”，它的职能就是每天删改过去的报纸，以使旧闻符合现实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谎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和生存方式！其实，就像四大发明一样，据我考证，“真理部”的出处也在天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下，那位虚伪的十全老人焚毁了多少禁书，虽已无从统计，但其在历代典籍上所做的手脚却一直为后世所诟病。

旅美的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曾写过这样一句诗：

“官书自古诬兼妄，
实录唯凭野史传。”

《清朝野史大观》辑录了有清一代的各类史事，在“记回部香妃”辞条下有这样的一番记述：香妃为兆惠将军俘获，献于皇帝。香妃身怀利刃，坚拒不从，如此数年，每思故乡风物，默然泣下。孝圣宪皇后不忍，招之近前赐缢死。

我从故纸堆里搜得的一首香妃填词的木卡姆唱曲恰可为之做个注脚：

这，真像我的家乡：
故国轻柔的语调飞扬，
将我家乡的歌儿唱
——在那晨曦初透的时光，
高塔的后方。
但，相似仅止于斯，
那只让我，想家想得更痴，
昔日同伴的语丝，
才能将我把乡愁医治。
这，真像我的家乡，
却总让我更添愁肠，
我呀，但愿能够遗忘。
好意盖起的宫院，
却是赝品一座。
他要我的欢颜，
我却卸不下心中的怨。
为何翘首西盼？
只为啊！我的家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这近在眼前的家指的就是香妃寝宫外的回回营。为了安抚伊帕尔汗的思乡之情，乾隆不仅从西域迁其族属千余人进京，还将这些形同人质者安置在香妃所居的西内（今中南海）外，香妃每每登楼相望，以见父兄，此楼，古称宝月楼，今称中华门。

遥思千里，我在那座圣徒的麻札里，曾为她和她的72位族人接过都瓦，那里面的72座坟茔下睡着72位圣裔，72人之中生前最显赫的阿帕克和卓却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着，这位曾经的“世界的主宰”更是一部难言的往事。

先知曾说：“当你处世彷徨时，便求教于墓中人吧！墓中有天堂的花园，也有地狱的火坑。”

祝先知和他清廉的后人们平安！

为真正的回族人歌唱

文/安然

"砍头风吹帽
舍命不舍教
辈辈都是血脖子
我也染个红胡子"

怀念过去的人们啊
我来到这川前
一头羊的血曾把这一川水染红

那些为了守护尊严
宁愿做血脖子的人们啊
黄河已不见了波浪
一条老得走不动道的河
像一个人佝偻的腰身
我扔下一柄银刀子
遥遥目送
左屠户
你也有今天

怀念那支血性的歌
怀念那些骄傲的祖先
为真正的回族人歌唱
去找回我们的尊严与骄傲
同治年回民唱的歌谣在耳中嗡鸣
愿我也为此献出生命

放弃懦弱的反思
放弃虚伪的和谐
放弃对国家恐怖主义者的卑躬屈膝
做一个骄傲的人
要骄傲得像一个真正的回族人
愿我也为此献出生命

沦落为菜市场的法庭

在清华做法学讲席教授的冯象先生最近出了一本谈中国法治现状的书，书名很有中国特色——《政法笔记》。书中有一篇名为《中国要律师干吗》的文章，在这个天天宣传“依法治国”的国家内，为何一位有着耶鲁、哈佛的双博士桂冠的学者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自然令人惊诧。文中提到两个互为矛盾的现象：一是天朝律师多，二是天朝的律师无用武之地。天朝的律师多到何种程度呢？据冯象先生介绍，2003年中国的律师人口就已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如今则可能早已实现本朝太祖“赶英超美”的夙愿了呢。与此相对照的是“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

拜最近身陷一桩又一桩的官司所赐，书生气十足的我开始对各类法学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官司没有打赢过，但在法学上倒是大有进益，以致本人亲撰的民事反诉状呈请到专业律师那里，也审校不出大的错漏。虽然做了充分的法律作业，但我仍对是否能为自己进行充分辩护存有疑虑。文字毕竟不同于现实，置身于一个对我素有成见的政法系统之内，我对自己的处境也做了最坏的打算。2012年5月15日一上班，我就与济南历下法院的法官通了电话，鉴于另一方的当事人曾致我受伤，有暴力倾向，并在以往的庭审中有咆哮法庭，遭到法官训诫的记录，我要求法院在法庭内安排法警，保证所有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我提到，对方曾公然在法庭上冲过来袭击我，因遭法官从中拦阻，才未酿成更大事端。然而，5月16日的庭审仍如一场闹哄哄的活剧。在我宣读诉状，行使陈述、质证权利的过程中，不但多次被对方当事人粗暴打断，而且还匪夷所思地引发法官大人对我的怒火。我对这无名之火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只是希望法庭对书面提交的证据搜集申请给予一个书面答复。这样的请求是不合理还是不合法？

我在举证期内提交给法庭书面搜集证据的申请，请求法院对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科院路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详细列明了六项所要调取的书证，但法官却在开庭时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这六项证据无一所获！

本该愤怒的人是我！

也许是我还不适应这个“权比天大”的社会，我明明在历下法院的接待室内眼见法官大声训斥着一位位律师，我又有何德何能，不愿对此低头忍受呢？当日目睹此情此景，立时失却了对律师的某种仰视，回到家后我对家人笑谈：我们的三千元律师费也可省下来，法官训律师如同训儿孙一般。

为何熟悉中国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理论的法律人也会在司法实践中噤若寒蝉？《律师文摘》对个中原因有所披露：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五百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有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又最终宣判无罪。在律师中间出现的寒蝉效应就是在不断被司法机关递送进班房的过程中形成的吧，由此我也理解了，为何大多数律师在听完我对案情的讲述后选择了回避，我的少数民族写作者身份和写作中对少数民族现状的敏感表达，让他们对为我这样的人辩护充满了恐惧。

而5月16日失控的犹如文革批斗一般的庭审，则让我自己也最终放弃了陈述，我对法庭的书记员说，请在庭审记录中记下我的话：“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已无话可说。”在如同菜市场上的争吵一般的庭审中，想必水平再高的大律师也无发挥的可能。在我看来，审判员失去了对庭审秩序的控制，对违反法庭规则的当事人既没有责令其退出法庭或罚款、拘留，而是听之任之，甚至，本应居中裁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与另一方的诉讼参与人一起向我发难。

事后，在辗转难眠的静夜里，我试图为此找寻答案或曰背后的真相。由于所谓的优待，少数民族人在汉人眼中似乎是有原罪的，在各种场合的辩论中这一问题往往作为大批判的黑材料被提出来，其实，那些从未在现实中落地过的纸上承诺，有多少少数民族平民百姓真正享有过呢？很多时候，“优待少数民族”的口号和征服者“优待俘虏”一样，喊出来是为了欺世盗名。我在想，是否因了这令汉人忿忿不平的原罪，因了日嚣尘上的种族诋毁，身为汉人的法官和当事人才会对这个少数民族诉讼人有着如此激烈的仇视呢？

在英语中Justice（司法）也兼有正义、公平之意，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西方民族国家业已实现的理想。作为一个关注少数民族境遇，本身也官司缠身的少数民族人，我在想，在多民族国家里，是否因为有着独特的国情，法治正义就只能和主体民族有关，有天朝特色的法治就只能是权贵操控下的“多数人暴政”？

不肯为他人说话

昨天，云南昭通发生了一起因征地引发的自杀性爆炸，多人死伤。这则突发新闻带给我两重思考：惯常出现于国际新闻中的一幕，开始在中国上演；惯常对中东的宗教狂热大加讥讽的愤青们，也在微博上一边倒地表达了对悲情人弹的支持。一位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名望的神学家曾说，巴勒斯坦的自杀性袭击者是为了反抗横暴的占领者，他们牺牲生命是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那这位昭通的袭击者是为了什么呢？当人们追寻真相时，却发现连此人的性别都变得莫衷一是了。先前的报道说袭击者是一位女性，此后更有此女还身负幼子、为夫寻仇的传闻。随即当地公安机关出面辟谣，声称袭击者实为一男子。其实，无论是男是女，在和平时期“人弹”的出现都为中国人日益严重的暴力倾向敲响了警钟。而此前，各地在处置社会矛盾时对警力的滥用，不但是刺激了敏感的舆情，更是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民众起了十分恶劣的暴力示范效应。如此上行下效，我们将或已经在面对一个“国无宁日”的局面。

另一重思考得益于一位一直同情少数民族的汉族朋友的微评，他在推特上说：“新浪微博上对云南自杀炸弹抗拆迁的支持比例是100%。如果——只是假设——用自杀炸弹的抗暴的不是汉人，还会如此吗？在中国，连反抗都是汉人的特权。”是啊，如果袭击者是新疆的少数民族，一定会被加上“恐怖主义”的罪名，那一刻，同仇敌忾的官民是无暇也无心去关注异族人的悲情的。中国人常常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民族主义的历史课本一直如此告诉我们，自1840年以来中国长久地被侵略被殖民，在求得解放的过程中，中国人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种民族史观的问题在于它只记住了自己是受害者，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加害者。同光年间陕西屠回和左宗棠西征带给丝绸之路上的回族人、维吾尔人那些难以抹去的血泪记忆，在教育当局编撰历史教科书时却被选择性的无视掉了。这样的历史教育正在为这个世界生产大量的有着受害者心态的中国底层愤怒青年，他们缺乏人文关怀的能力，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只知一味地在各种国际或国内冲突中表达不假思索的愤怒，在一轮又一轮的民族主义高潮中充当廉价的生力军。在如今的网络上不乏一些民族主义愤青敌视少数民族的皇汉言论，我很少与之争辩，因为我清楚，辩论只会令其愤怒，却不能改变他们已成为思维定势的偏见，更不能奢望愤青们肯为他人说话。繁华似锦，烈火烹油的经济表象之下，对天朝的前景我却一点儿也乐观不起来，很难说，中国的愤青们不会在未来的社会危机中像二战中的德国青年那样成为极右或极左思潮的炮灰，国家和民众被他们拖入灾难。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我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然后他们抓犹太人，我也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接着他们抓工会成员，
我还是不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之后他们抓天主教徒，
我依然不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时，
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又想起这首镌刻在波士顿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塔黑色大理石上的忏悔诗，它的作者是德国的一位新教牧师，名叫马丁·尼莫拉。在成为牧师前，尼莫拉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军人，支持过掌权前的希特勒。不久，就因为反对宗教控制而与纳粹决裂。他在1937年入狱，直至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幸存的尼莫拉写下这首忏悔诗。这位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难者的著名自白告诉我们，有时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也可能曾是极权统治者的帮凶。它的意义历久弥新，因为极权主义的政治骗术还很年轻，警察统治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肯为他人说话所要付出的代价，谨记，切切。

告别残酷斗争

文/安然

最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来访，我和维吾尔兄弟一样高兴。在我心中，他不仅仅是一位突厥人（Turk），还是一位为理想坐过牢的穆斯林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开始修正凯末尔主义者在世俗化道路上的偏颇，重回伊斯兰世界。

2009年已经执掌大权的埃尔多安曾为一位故去四十多年的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平反，为其恢复国籍。希克梅特是土耳其大诗人，政治立场倾向社会主义革命，生前在属于西方阵营的土耳其当权者那里并不受欢迎。埃尔多安和希克梅特之间的交集也并不多，他们在许多观念上一定是相悖的。若论共同点，那就是二人都在自己的祖国有过铁狱生涯。

“
他们抓了我们，投入牢狱，
他们把我们关了起来：
我，在墙内，
你，在墙外。
但这不算什么。
最糟的是
人们——自知或不自知——
内心带有一座牢狱……
大多数人是被逼如此，
这些人诚实、勤劳、善良，
同样值得爱，一如我爱你一样……
”

这样情真意切的爱国诗篇在令人感佩之余，也让人怀疑土国监狱管理方面的松懈。我想起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中提过的一件小事，在文革黑狱中他曾要求获得看书的权利，结果不但得不到许可，还要因此写检讨。国情不同就是大不一样，土耳其的那位得以成为狱中诗人，中国的这位只能一篇篇地上交检讨，“斗私批修，深挖灵魂一闪念！”

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在罗织文网一事上同样有着光辉的历史记录，十月革命后写出过《红色骑兵军》一书的作家巴别尔被捕后，在狱中最后的著述是“自供状”；俄国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流放海参崴的劳改营后也再无诗作流出。他们最后都魂归人民监狱。巴别尔获得的是正式的枪决，而曼氏则以一纸死亡通知消失在寒冷的海角。那个辽阔的旧世界冷得令人沮丧。

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是幸运的。1949年，聂鲁达、萨特等一批享誉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巴黎组成一个国际委员会，要求土当局释放它的狱中诗人。1950年希克梅特获得世界和平奖，同年，当局宣布将其释放。

据西方的历史学者研究，二战中身在本国监狱的欧洲社会党人往往幸存到了战后，而他们那些去了莫斯科的左倾共产同志则大都没能逃过三十年代骇人听闻的大清洗。

新闻很闷，写点旧闻。这个时代其实很新，如今的口号也格外讲究语言的新颖别致。但时代的进步不在口号的更新，在于现实细微处的变化。政治家们如果准备让冷血的政治传统永远尘封在旧岁月里，就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奉行更高的道德标准，以公开、公正和人道、理性的心态向残酷斗争的历史作别。

2012年4月11日的都瓦(Pray for Muslims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Indonesia)

至仁主

求你抚慰疼痛的大地

求你劝退高傲的大海

求你毁弃暴虐的大独裁者

 

战火在叙利亚美丽的国土上延烧

核阴云映红了波斯古老的星空

阿富汗至今还在哭泣

穆斯林皆为兄弟

极目遥望伊斯兰的故园

我看不到一处欢乐的净土

至仁至慈的主

全能全有于万事万物的主啊

请免去那些念诵你的尊名的弱仆之上的患难

求你再给一季好收成 平安的好时光

使果实在枝头垂下饱满的

谦卑的头颅

让世界蒙你赐福 

重新成为乐土

争当权势者最好的鹦鹉

辱圣事件

有人向不情愿的道歉者“鼓掌”、“致敬”

回汉冲突

有人争先恐后地向汉族同胞表达“同情和慰问”

还有人学着CCTV的调子不失时机地向阿拉伯之春发泄“义愤”

我像一个不能开口的游魂在这家穆斯林论坛潜水

焦虑 绝望 目瞪口呆

然后在愤怒中开悟

这“有人”是在争当权势者最好的鹦鹉呀

Demonize hui Muslim political cartoon.

Someone in chinese Muslims have been brainwashed and I hate their servility.

政治精神病

年少轻狂时，自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在丛林中，“弱势”即“绝境”。那时的立场已为最后的绝望埋下了伏笔，只是当时意气满怀，虽中过若干暗箭也不觉甚苦。但最终我还是清醒也悲观地觉悟道，在一个行事没有底线的国度里，连抵抗也是绝望的，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发生。

如果我告诉你，我被一个女人打败了，你相信吗？如果没有2011年2月25日的那一幕，连我自己都不肯相信。那天下午，我在地下室里被一个女人袭击，猝不及防中被人从身后拽着电脑包带拉倒在地，不仅包带断裂，而且胸口处传来一阵阵刺痛。我忍着心口的绞痛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问那位身高近一米七的女斗士，此为何来？此时，她显然不欲与我辩理，一边狂喊着“杀人了”，一边猛然将手伸了过来。先是将我近六百度的眼镜抓走，再在我的左脸颊上留下一道从眼眶贯穿至鼻翼附近的深深血痕。

我报了警。前来的两位警官大人看着满脸血污的我，不但没有丝毫同情之意，还要给带上手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来自2009年75事件时约谈过我的济南市历下区科院路派出所。

一头受伤的高加索的狼
在迦那呛人的黑雾里穿行
没人了解它的身世
只知道那是一头绰号疤面的高加索的狼
它因何流落这铁笼似的城市
又为何受伤
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在这块被黑衣完整覆盖的大地上
人们只知道低头走自己的路

——《丑陋的迦那划伤了它的脸》2011年3月5日

“迦那”为梵语对中国之称，这首写于时隔一个月后的小诗隐晦地透露了我对此事前因后果的思考。虽然派出所偏袒那个女人，但我没做过多纠缠，也没有选择在我熟悉的网络新媒体上发出呼救与声讨，我对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司法系统毫无信心，对自己那个贫弱民族也无信心。我一向认为我的博客“一个回族人的时代言说”是我为民族建立起来的发声的公器，公器私用，于心不安。我选择隐忍，但没有放弃抵抗。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论述知识分子应该“对权势说真话”，既然我选择了为穆斯林少数群体说话，我就会将言说进行下去。随后，我投入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观察与评论之中，力图摆脱外界的干扰。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法院不断发来传票，派出所也不断约谈我的父亲。一次，科院路派出所的一位负责人孙敏曾威胁我父亲，公安机关将劳教我。为此，他们要求我做第二份笔录，试图通过施加压力让我自证其罪，进而为新的惩罚我寻找借口。我为自己的清白做了坚决的辩护。

最近，朋友告诉我，安然同志的实名“崔浩新”已成为一个热门关键词，一搜索即能出现大量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网页，那个女人干的。她声称我是“精神病患者”，而且，言之凿凿地说是科院路派出所向她展示了一份我的病历。

在一年多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我确实身心俱疲，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还没有入院，就为我准备好了病历，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态度不免太过体贴了一些。

这让我想起一段苏联的往事。在苏联，精神病院不归卫生部管，而归苏联的内务部管理。喀山医院就设立在喀山监狱之中。医院里没有医务工作者，而是清一色的捍卫国家安全的警察先生们。苏联医学界专门发现了一种新病种——“政治精神病”，因此，大量的良心犯得以入院“治疗”，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良心或彻底疯掉为止。

如此看来“精神病”作为政治术语是有着悠久的红色传统的。科院路派出所和那个女人都未说谎，只不过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理解始终跟不上形势。

1983年，得知世界精神病学会将要开除自己的会员资格时，苏联专家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会长刚要宣布时，全体退场以表示是自己先行开除对方的，而不是相反。他们走出去的样子很骄傲，世界精神病学会的专家认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病种。

原来在红色国家，无论是异议分子，还是官僚阶层，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有可能成为精神病学被研究的对象。

法院一日游

一日之内周游在历下法院的接待室、档案室和济南中院的档案室、行政庭几处衙门，虽然天地间依然春寒料峭，体内却是燥热难耐。当疲惫已极的我最终被告知，按照历下法院的内部规定，我这个当事人无权查阅、复印庭审记录时，一股怒火喷涌而出：“到底是你们的龟腚大还是法律大？”

女办事员迅即将玻璃窗内的话筒一关，扭头继续CS，不再理睬我了。

悻悻而归，气闷中闲翻《老残游记》娱目。

这本出自封建末世的谴责小说实是那个时代一位有良心的书生——刘鹗记录的“山东官场”之见闻，他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晚清尚有不爱钱的“清官”，于今之世，衮衮诸公何者敢自言不爱钱？公示官员财产从“雷声大雨点小”到渐无声息，又是何种势力在极力抵制？！

晚清的赃官内心尚存一念羞耻之心，自知收敛，不敢胡为，今日之猪官却是一边残害志士一边不忘酒色犬马，末世之兆甚于封建矣！

我乃一介书生，知对手查阅了案卷，自觉也有权利查阅，于是贸然前往，在这个处处用钱买路的时代不免吃闭门羹。由此也可知对手是有社会经验的或更懂得天朝的潜规则。
请问各位看官，小生是放下清高，以一副奴颜婢膝之像去求人找路子；还是面向那个早无希望了的无良司法大喝一声：

“呸！”

无梦时代里的呓语

文/安然

我离开了西域，但西域从未离开过我。年末，朋友送了几袋喀什噶尔的干果给我，包装袋顶端印着一行墨绿色的字：“良心干果”，这是一年中惟一的甜。黑色的2011让我心如止水，决意昧了良心不去想那个敏感的外省。这些突如其来的礼物像一枚石子在我心底激出一潭的西域涟漪。

干果中有无花果干，这些已经干瘪褶皱的糖包子带我重返那个秋日的午后，在南门的汗腾格里清真寺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无花果，我怀念它们曾经的圆润可爱。

记忆的风景画里，路边铁锈斑斑的护栏上斜倚着一个男人，他手中拿着一种陌生的黄色圆果，吃得汁液四溢。我站在寺门口的台阶上，目光从城市尽头的雪山被吸引向这个男人，还有他身边站着的一个小女孩。好奇地走近，才发觉女孩身上的那条艾德莱丝长筒裙不像远观时那般绚烂艳丽，它不但已被洗得发白，上面还残留着洗不去的污渍。小女孩赤着脚，伋啦着一双脏兮兮的塑料红凉鞋，脚边就是一盆黄果儿。我肉眼凡胎没能认出《古兰经》中曾提及的神圣信物，却认出了铺在盆底的那种宽大的绿叶子。它们也曾生长在祖父院中那株病恹恹的无花果树上。祖父的这株无花果树原是曾祖父手植的一株无花果树上的一段嫩枝，剪下后随祖父一家人在这座小院中落地生根，它没有自己的浓荫，低矮、丑陋，在檐牙之下只结那种青涩半熟的果子，仿佛我那得不到充足阳光的民族，永远长不大。

考之典籍方知，无花果树在几乎所有宗教中都占有出人意料的神圣地位。佛陀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证得菩提，在印度，无花果树（优昙钵）是菩提树（毕钵罗）的一种，是神树。在迦南，先知告诉人们：伊甸园中有一种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树和禁树，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不可靠近。维吾尔人把无花果比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敬它为“天堂圣果”。回族人常诵的苏勒里有这样一段：

“以无花果……盟誓，以西奈山盟誓，以这个安宁的城市盟誓，我确已把人造成最美的形态，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但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受不断的报酬。此后，你怎么还否认报应呢？”（《古兰经 114：95》）

你耳熟能详吗？

我荒疏了。困顿岁月里，我的孤影漂浮在虚拟的世界里。因一个极偶然的机缘看到了一位新疆摄影师的数千张照片，他把镜头对准的是我藏在心中的那座山——雅玛立克山——清真寺门口那个沉默的小姑娘的赤足引我走上那座光秃秃的贫民之山。震惊之余，我几次将这座山写入自己孱弱的诗行里。

我登上了山岗。
这是我离开新疆前登临的最后一座山，
再过几个小时，
一辆列车正泊在夜色之中。

没有月光，没有草地
没有雪山，乌鲁木齐门外的
雅玛立克
只生长维吾尔人的黄泥小屋。

2007年《西域：七个片段 之 雅玛立克山》

第二次回望是09年风暴席卷过后，凭着对天朝政治的直觉，我有一丝隐隐的不安。那座山住不安稳了，她将被赶走。

一个车流中漂浮的身影回望她卑微、凌乱的家园，
却未停下朝向城市的脚步。
那是委身在这边城的边疆，
被一个粗俗的政治谎言视作文明疥癣的最后故乡，
等待着合法的强拆。

2009年《阿娜》

最近一次是在黑水般泛滥冲撞的昔年里，我开始真实地体会那些我曾经描写的对象的无力、无权，更无尊严的中国生活。此时，那座山重又压在我的心头。对于那些官僚来说，雅山上的贫民区是像污渍一样被抹除了，但他们是否认真想过少数者内心的阴影也能随之抹去吗？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样一座山，那样一群面孔，无论我流落在何方,无论他们流落到何方。

Y山的那些黄泥小屋还在吗
那群背井离乡的人们是否又一次地背起了行囊
大地都浮动了
就不要再指望一座山

那山如今坐落在我的伤口里
目睹一个流血的梦

2011年《狱中书简》

遗憾的是过去我没有与山民交谈过，这样的事随着拆除变得不可再现。在这方面，摄影师田林很幸运，请允许我摘录一段他的珍贵的摄影日记。

『在上山不远处一条向北的小巷里，遇到一个主动和我们交谈的维吾尔青年。他的汉族名字叫李建军，在哈尔滨当过兵，他说那边的人都叫他的汉族名字。李建军35岁，看起来壮实有力，声音柔和悦耳，说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起初我却不知道他是一个被生活压迫的产生了极端思想的人。
李建军说，他因心脏病提前转业，至今没有安排工作，他跑了两趟哈尔滨了，那边只是让他等。他说现在和母亲、哥哥、姐姐及他们的孩子住在这里，他的妻子去年病死了，他的女儿才一岁三个月。
起先李建军说他不相信我们是所谓的摄影爱好者，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拍这里？你们理解这个地方吗？”
这个问题把我们问住了。
李建军说:“我在这座山坡上住了三十年，我的父亲在这里住了四十几年，88岁时去世，去世生病时，有一天走出院门，对着他的孩子们说：‘再见了，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亲爱的家！’然后去了医院，三个月后去世，中间再没回过家。”李建军眼眶里含着眼泪说：“他知道他的病在里面，他感觉到了。”
“你们理解这个地方吗？你们有资格拍这里吗？”李建军激动地说。
“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死在别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家，我宁可死在家里！你知道吗？”他跺一跺脚下的土地，“这里的土就是我的血，这里的石头就是我的骨骼！你们理解吗？”
我们一时无语。』

我想很多人都会无语。但同是沉默，含义并不相同，有人五内俱焚，有人麻木不仁。尤其在这块历来盛行“看杀”的土地上，你就是自焚了，由于非我族类，长期接受夜的教育的愚民们也只是一脸漠然的旁观。

夜是黑的。

中国的夜更黑。近百年前鲁迅借狂人之口疾呼“救救孩子”，受其感召的青年兴起救人、救国之志，闯入黑夜与出没无常的野兽搏斗，浴血后所改变的不过是换了一帮人上位吃人，或被吃。而且如此黑夜里救人者若惹祸上身，不仅没人救他，连自救亦是徒劳。聪明的孩子渐渐懂得世故，他们或选择肉身翻墙，“道不行，乘桴于海上”；或者，在长城之内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赚钱……理想可耻，思想有罪，娱乐至死。

本人学不聪明，天生忧郁，总去顾念一些远在天边的人与事。当我滞留在派出所时，变得像个木偶，听任摆布与嘲弄。他们说要将我送往派出所或劳改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嘴角浮现的一丝诡异的苦笑倒把人家弄得尴尬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可当我平日里听到阿拉伯人的、维吾尔人的、回族人的、自焚人的以及一切落难人的故事时，都会无一例外地流出不争气的泪水，除了祈祷与眼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贡献什么？我仍然怜恤天边的弱者，但在这座城市丛林中我越来越力不从心，连呐喊都变得无力，得不到回声了。

房子里没有更多可吃的东西，我吃了那些干果，吃得一干二净。之后，我猛然发问：“良心是可以吃的吗？”这些干果即名“良心”。因为馋或为生存所迫，我吃了它们。在这个吃人的国度里，我恐怕也不能一直无辜下去。我以此安慰自己。

这是一个无梦的时代，地下乐队的主唱哑着嗓子哭喊道：

“给我一个梦想让我渴望，给我一个家让我栖息。”

我也失了梦，失了家，但却依然呓语连连。我既有被吃掉的恐惧，又有不肯做野兽的痛苦，如此没有决断，这动荡的梦真要伴我一生吗？

咒语

别跟我提那个操蛋的情人节，
我没钱消费姑娘的感情，
爱情是富人的巧克力。
沉默如谜的呼吸里，
我祝你们今夜穿越在一场充满诱惑的倩女幽魂里，
漫天飘满了灵异的红花
……

阿拉伯共产党

至今我也不敢轻易回想卡扎菲惨死的那些画面，那是我记忆中的一处伤口。我曾奋笔疾书，也曾一连数日的颓唐与无语，但最终我把那些充满了愤怒的文字压了下来，锁进抽屉永不示人。我不能谴责阿拉伯人，我不能否认卡扎菲政权“暴政”的存在。否则，无法解释那些针对卡扎菲本人的疯狂行为，只有在暴政的土地上才滋生无理性的暴民。对暴政进行报复的历史，中国人并不陌生。项羽攻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可我的理性无法说服我的情感，自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卡扎菲就一直以一种特立独行的阿拉伯英雄形象出现在我所能接收到的媒体信息里，我无法和众人一起欢呼他的倒掉。在交流中，一位朋友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说卡扎菲在阿拉伯人看来就是“阿拉伯共产党”，那是一代深受苏俄教义影响的阿拉伯政治人物，这其中也包括了叙利亚的老阿萨德。成功完成了权力世袭的阿萨德家族政权更像是金氏朝鲜的阿拉伯翻版，在叙利亚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同样运用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建立起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所不同的是这一切是在“阿拉伯复兴”这面民族主义的大旗掩护下进行的。今天的阿拉伯人民所进行的“阿拉伯之春”正是要卸下那个时代的重荷，当阿拉伯人民决心冲破铁笼的时候，作为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我们又岂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上？我们深知铁笼的窒息与恐怖。

如今的小阿萨德不是老上校，他既没有反帝也没有反封建的历史，他无寸功于阿拉伯。相反，他的屠刀已令叙利亚流血漂杵，他迟早会被淹没。在叙利亚人民向这个外部世界呼救时，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过是冷血的政治诡辩。有人恫吓说，西方的干涉会导致对阿拉伯世界的重新占领和伊斯兰文明的衰落。我倒不这么看，首先我相信伊斯兰信仰的顽强生命力，其次，事实表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期间没有试图改变当地的文明结构，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文明优越感，推行清除“阿拉伯大胡子”与穆斯林服饰的运动。那是极权国家的政治陋习，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