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浩新
像清朝的官用《大明律》断案这种事，听起来就匪夷所思，似乎只会发生在刘宝瑞的长篇爆笑相声里。
我承认，这句话是我编的，对大清朝的清知府们实在有所不敬。估计当时的官僚再颟顸无能，也断不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
可在现实中，我却在亲历一件引用已失效的法律版本处理现行案件的咄咄怪事。
2026年4月29日，我在家门口被人袭击。这是我自2020年“清真诗案”(近月余的刑事拘留)出狱以来，第二次遭遇袭击。
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经过近一年的侦查、审理，最终在2026年3月16日做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历公(东关)行罚决字(2026)426号]。
这份决定书，非但没有支持我正当防卫的辩护，而且给予了9日行政拘留和四百元罚款的处罚，这在我预料之中。本着用尽法律救济途径的精神，律师建议我申请行政复议，这也给了我仔细审视这份法律文书的机会。
首先，我第一眼就发现该法律文书写错了我的民族身份，我是回族人，它写成了汉族。
再接下来，我发现，这份2026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的是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于2025年修订，并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法首次在治安领域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打破了“还手即互殴”的旧观念，我本对此存有希望)。这意味着，自该日期起，所有新发生的或正在处理的治安案件，都应当以这部新修订的法律作为执法依据。法律的适用遵循“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2012年的版本已经随着新法的生效而失效。因此，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引用现行有效的法律条文。继续引用已失效的2012年版本，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程序错误。[历公(东关)行罚决字(2026)426号]决定书引用已失效的法律版本处理现行的案件，就如同清朝的官引用《大明律》办案一般，荒唐可笑。
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常需要经过承办、审核、审批等多个环节。引用失效法律这种如此明显的错误能够“过关斩将”最终落到当事人手上，说明从案件承办人到审核人，整个流程都存在严重的疏忽，对手中的权力缺乏最基本的敬畏和审慎态度，执法机关内部的法制审核和监督机制就像人们通常怀疑的那样，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这样一份不合法的行政处罚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进一步侵蚀了备受质疑的政府公信力。
我希望上级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能予以介入，还我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