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顶花帽（My statement on Xinjiang Uprising）

文/安然

维吾尔民族并非一个善战的民族——愿真主恕饶我如是说。

七十年前，二十二岁的马仲英率领的一支由西北河州回族农民组成的“军队”，就能把南疆搅得天翻地覆，那是穆斯林内部发生的一场悲剧。在千里之外的迪化城里（今乌鲁木齐）运筹帷幄令两支穆斯林起义军在火并中灰飞烟灭的是当时的新疆强人盛世才。回族和维吾尔族起义领导人普遍在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这不仅导致这场起义以可耻的失败、荒诞的结局收场，也为他们的个人命运埋下了悲剧的伏笔：盛世才借刀杀人，令满怀理想主义、远赴苏联学习军事的马仲英丧命于恐怖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悲剧的另一方人物、维吾尔起义领袖和加尼亚孜也在三十年代盛世才炮制的“阴谋暴动案”中被清除，更恶毒的是当时已稳稳掌控权力、俨然 “新疆王”的盛世才还强迫和加尼亚孜之子与其身在狱中的父亲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令一代起于草莽的维吾尔英雄在众叛亲离的绝望状态中死去。

作为东北军残部败逃新疆的一位军事将领，盛世才的辉煌并不在抗日的战场，而是在新疆的拓殖史上。他是枭雄，把汉人两千年政治倾轧故事在一群化外之民中演习一番，自无对手。面对今日骚乱的海外阴谋说，我只能付之苦笑，那不是一个精于权谋的民族；而将责任推诿于“一小撮”，这表明中国的统治上层仍然不愿清算依靠强制移民、军事屯垦维持的殖民主义统治，不愿清除导致仇恨、暴力的种族政治。数十年里，那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同种族的人们同被牢牢圈禁于一座幅员辽阔的大监狱里。一代代横刀立马、崇拜暴力的殖民权贵心知肚明，这是一场必来的因果循环的悲剧！他们在用那些无辜者的被打上各族标签的生命为自己建功立业。

有清以来的几百年中，那个民族就经受着空前的压迫和羞辱。近代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魏源就在评论所谓的“张格尔之乱”中指责当时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圣武记》）”。但当地民众的不满与抵抗收获的却是“尽行剿洗、发配为奴”的悲惨结局，弹压过后各种暴政一切照旧，仍是官员“携妓饮酒、淫掠民女、索贿多赃（《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毫不知收敛。因为在古今中外、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者眼中殖民地原住民根本不是人，他们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平等地享受到宗主国民众拥有的各种基本民权，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的安身之所和适当的营养被有计划地掠夺，他们的聚居地、生计、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彼此结交的能力被限制，在资源被掠夺式的开采过后，荒凉中只留下不断缩小的绿洲与不断扩张的沙漠。

在此次乌鲁木齐骚乱爆发之前，不但有韶关维族工人被打被杀案，更有莎车幼女被奸案爆出，无耻之尤，几令人发指。但在中国得到的社会反响却不得不令人思索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的潜台词掩护下，以癌细胞的繁殖形式和速度深入社会的每一处，毒害着中国人的意识，腐蚀着大众舆论，令人心趋恶。殖民暴力必然招致报复性暴力，二者是恶性循环，如果你要义愤填膺地谴责如今涌现的报复性暴力，同时也应该谴责更为漫长也更加深重的殖民暴力，只有这样公正的谴责才具有超出种族界限的更广泛的说服力和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有一大批法国知识分子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者一边，与法国极端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潮相抗衡，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萨特就是对殖民主义批判最有力者。他曾声明，“我们唯一能做并且应该去做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进行战争，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同时从殖民主义专制中解救出来。”我想这也是今天有良知、有独立判断的中国人所应该做的。

我不会浅薄地为暴力喝彩，但我也不会迫不及待地以“政治正确”的标准去谴责所谓的恐怖主义——那是被限制了各种申诉权利，被剥夺了土地、资源、工作机会，在贫穷中丧失名誉，还被权力污名化的殖民地人民的最后武器。

我也有一顶花帽，戴起它，因为相同的信仰，我便与你们无异！但不只因我是回族人、同是穆斯林，我选择和你们站在一起，还因为我一直迷恋着弱者的正义，而在伊斯兰信仰者的心中，真主就是最后的公正审判者，他是正义最后的指靠——“真主伟大”，让我与你们、与那些要求自由、民主、选举公正的伊朗市民同呼、同祈祷！

“真主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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