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重灾区
安然/文
大雪、拉萨、圣火、地震……一连串关键词将中国人的生活搅得周天寒彻,却未妨碍愤怒青年于网络之上的话语狂欢和街头行为艺术的表演。后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愤青成了威权的新宠。
西谚有云:威廉和罗曼诺夫是血统上的亲戚,斯大林和希特勒是精神上的亲戚。少数人在意识到网络民族主义话语得到权力掩护和炮火支援起,也就惊觉愤青运动和红卫兵运动在面目上疑似近亲,他们共同将矛头指向弱者,具备从话语到行动上的十足暴力性。这种动员和组织大众的方式,中国人是有备受压抑和备感痛苦的感性经验的。可我们却从未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理念反思,应对之道竟然是试图忘却痛苦的历史。在历史又一次回潮之际,我要尖锐地指出,这种溶化在我们的肉和血之中的行使集体暴力的欲望,也曾在西方引发灾难,但西方人战后对这种精神病症的起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梳理,他们不再情愿重温梦魇,甘当历史的庞大分母。本雅明认为,面对新兴的无产大众,法西斯主义提供的不是任何新的政治权利,更不是帮助其完成对现存分配制度的挑战,而只是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或仪式。这就是某些自以为聪明的政客理论家用来解决社会矛盾的高招,而此种政治所导向的必然结果就是战争。
谁能否认文革不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内战?所有人——强者还是弱者——都未能幸免于战争的残酷。在流年不利、灾祸频仍之际,有个别中国人回想起古老的上天示警说,认为这是对人间不公的天谴。此说一出,某些中国人在惊恐之余甚为不满,将天谴论视作妖言。有妖必有神,如今的中国谁还敢自言为神?没有神言,又何来妖言。无论天谴有无,都当敬畏。即使这世上果如无神论认定的那样:死无报应,我们也应像天人感应论者那样:心存敬畏;因为即使无畏于上苍,也应对人间的评判拥有敬畏。在历史和现实的苦难中,我们和我们的前辈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或默默的赞同者;我们崇拜和阿附在权力脚下,选择逆来顺受、苟活于浊世,如果有一天真主问到,我不敢自言无辜。
天谴论的出现,与国学热也不无关系。近年来,文人们倡言国学复兴,大有发扬国粹之志。优越感膨胀的学者迅速向民族主义集结,那种认为鲁迅的文章已不合时宜、国民性批判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的声音堂皇登陆新中国,似乎五四以来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传统已是时过境迁,变得有害了。其实,鲁迅的文与人在他活着的时代就被帮闲文人认为不合时宜。鲁迅那代人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传统本就是一个短命、肤浅的传统,也正因为它的短命、粗疏,才造成中国人的精神摆脱不了在迷乱和躁进间轮回的命运,而现实的苦难无不有着精神紊乱投射下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灾区不在西部中国,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是一个始终无法重建的重灾区,那里面存留着一枚毛泽东所言的“灵魂深处的精神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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