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文
一、我的故事
新疆盛夏的骚动连着我每一根神经，将我带回那试图远离的纷争与哀愁中去。
开始重看《新闻联播》，为的是从中能读解出哪怕一星半点的信息。可渐渐地，我就厌了。汉人和汉人的附庸们周而复始地占据着屏幕，一方唱罢我登场，套话连篇的怒斥与美化将事件的肇因层层掩埋。在一边倒的宣传中，暴徒们失去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蜕变成纯粹的不能开口的概念——“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卡尔·马克思的谶语依然阴郁地笼罩着这个国家。
我听厌了，我受够了“自己永远正确，别人永远错误”的论调，即使明知在“老大哥”的注视下，我也“顶风作案”，使尽浑身解数向外部世界探寻当事另一方的辩解和中立第三方对事情原委的评述。其实，这种刺客般孤注一掷的怒气，自得知广东韶关玩具厂六百维吾尔民工（大部是来自贫穷南疆的女孩子）遭袭之后就被激发出来了，我像一头喜马拉雅山脉不驯服的野生岩羊一样在乱世崩飞中不顾一切地向下飞奔，下面就是地狱也在所不惜。
我参与是因为我不能不参与。从追溯回回与回鹘的渊源、我的穆斯林信仰，还是我对弱势者和受压迫者的偏袒与维护，都要求我这样做。但生在一个发生了信息技术彻底革命的互联网时代是我的幸运，否则，在资讯垄断之下我只能被动地接受极权主义宣传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确实在进步，而且这种技术突破带来的进步不受人的好恶左右。
我在网上寻寻觅觅，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看到的多是一些立场、倾向过于直白的文字、图片。这样的东西看得多了，感觉是置身于众人围拢的嘈杂喧哗中，它们缺乏某种独立的特质，无法留给我单独的深刻印象。惟有一张我在海外一家非主流图片站找到的黑白摄影作品显得有些另类。
那帧黑白图片的画面被处理得略显粗砺，就像是作者有意要对世界的本真进行呈现。一个身穿艾德莱花绸裙的小姑娘望向我们，眼神中混合着太多与她那个年龄不相衬的东西，既有维吾尔人乐观、狡黠的天性，也有对外部世界的不解、困惑，甚至是酸酸的质问，一张传神的富于表现力的面孔！那个年轻的女摄影师大概是生活在欧洲的维吾尔群体的第二代，她的很多作品现代感强烈，镜头中包涵着她对人类、对这个大千世界的视角独特的思考。与其它的表达抗议的影像不同，她的这张照片简直是“去政治化”的，没有旗帜，没有呐喊的展示，只是默默地一眼瞟视。作品的名字叫“我的故事”，在照片下面的描述中她果真用几行淡淡的文字讲述了一些事情。
我把它翻译如下：
“
当人们看到这些故事后，就希望我们再去其它论坛讲给更多人知道。
我们这些流亡者在尽最大的努力提高西方人对我们的认识。
我在报纸上讲过我的故事了，现在有更多的市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个“维吾尔”。
在德国，维吾尔被叫作‘Sherqi Türkistan’。
在美国，维吾尔人不那么政治化，他们叫自己‘新疆’。
在德语课中，我们必须练习语法造句，我是这样写的：‘假如我成为一只小鸟，我一定要飞回我的祖国，亲吻那里的大地。’
对于我……再没有可以补充的了……我让你感到惊讶吗……
”
噢，那些迷失异国的人总能带给我感动。由于生而为回，由于意识到生在一个如履薄冰的族群内，我的精神世界也逐渐变得与众不同。我从不忽视和忘记那些失败的人，因为我鄙视那种只看到成功的庸俗历史观，我也知道自己必将失败；我从不放弃走不通的路，因为走在路上比困在原地好，一段行程就是一段新的历史的延续……那个生在德国的女孩或许还没有亲眼见过她的“故乡”吧，却牢牢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土……当我没有去过新疆之前，我的归属感是常常无所依归的：我的母族的来源是那么模糊不清，天方、西域……莫衷一是。而当我站在二道桥的街头，身处维吾尔人中间，有一种感觉落地生根一般迅速生长起来：这里比阿拉伯更切近，西域和回回血脉相连。
这种命运相连的感觉，那个残破世界的美，击中了我，令我染上了它致命的忧伤。与那些出走的流亡者相比，有人成了自己故乡的漂泊者，不仅失去着土地，而且失去着自己。那种丧失之痛，才最惨痛。
二、美人之美 在其忧伤
我在有意寻找她们——那些在我的诗歌与夜色中出没的流莺。
以我的穆斯林身份，我应像出家人一样对她们的存在讳莫如深。但我无法对这个世界的悲惨无动于衷。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圣人说过义愤也是一种信仰，虽然那已微弱（“当你看到一件坏事，你首先应用手制止它；假若你能力不济，就用言语批评它吧；还若不能，则用你的良知憎恶它吧，三者你不居其一，你已非我的信徒”）。如果你问我恨谁？我会告诉你，我绝不恨歌女！
相逢之处完全出乎意外。看到她们的那一刻，我的体内产生了撕肝裂肺的一震，像是有一束黑色的闪电从高天射向我。
她们如一丛白玫瑰生长在小巷的暗处，又宛如一道幽光，苍白但刺目，让周围的人现形。远远地，就能嗅到那从女体发出的逼人的冷香。看过一眼就心悸不已，但又不由自主地追赶上第二眼，她们是今日西域风景的一部分！
与五一夜市上酒足饭饱的食客不同，她们的眼神饥饿、冷漠，像是面无表情的乞丐一样在等待光顾。总有人走近她们，缓步流连。一桩生意的达成，似乎就靠几个眼色的心领神会。因为不畅的言辞把人们分隔在不同的世界里，只有欲望可以侵入对方的身心。
三个民工打扮的人围住了一个中等身高的丰腴女孩，借着烧烤摊边上的灯火可以看到她的脸，那是一张标准的突厥女子的鹅卵形的脸庞。她也在打量着来客。印象中，那双深眸像是在迟疑，并有一种天生的忧伤相伴，这让她多少显得有些不同。
要眼见他们把她带走？刚才的冷眼旁观所燃起的穆斯林的羞耻心在此刻占了上风，三步并作两步，我就从街对面冲到他们面前。
“Rahmantullah（意为真主慈悯你）!”
我用一种很老派的维族问候语跟那个女子打了招呼，然后，怒目圆睁地转向那三人：一刹那，我所摆出的凶狠、拼命的架势，把本来就心虚的三人搞蒙了，他们看着我不明就里，没敢吭一声，翻身回到夜市的人群中消失了。
他们走了，剩下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女孩面前，如此近。
周围的女孩齐刷刷地向这边看来，但都沉默不语。
“跟我走吧……”这时，我才说出一句汉语。
一盏年久老化的路灯在婆娑的树影里洒下飘忽不定的光，让这条行人稀少的暗巷与不远处的夜市恍若隔世。我们一前一后走着，一路无言，因为我所拥有的那些少得可怜的维语单词用完了，而最深沉的心事即使有了足够的单词也无法表达。我停了下来，掏出皮夹，挑了一张粉红色的老头票。
“拿着吧。”我拉过她的手，将钱塞进那胖胖的、软软的手里。触过之后我就心生悔意了，它让我不忍离去，尤其分手意味着再不相见。她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怪人，想说什么却没有开口。
“你叫什么？”
“帕提古丽”，我听清了这个名字。
“你喜欢我？”她突然说出一句很生硬的汉话。
“喜欢”，我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两个字。
“我不要你的钱。”
“拿着吧，今晚就可以回去了。”以前阅人无数，却总也记不住人家的名字，可她的名字连同她的声音，我都难以忘记——帕提古丽——直翻成汉语就是“美丽的百合花”。
记得她曾在身后喊了我一声“阿卡”。当时，我没有勇气停下来，我要逃离……
“
我是个流浪汉。
用眼睛答应我。
你去哪将我带到哪儿——
你是什么人，就将我看成什么人儿
”
——穆罕默德·达尔维什（巴勒斯坦）
两年后，我读到这些似曾相识的诗句，又想起她的样子。只有在心中说了：你是维族的妓女，我是回族的流浪汉；你是什么人，就将我看成什么人！
汉娜·阿伦特在回顾纳粹从犹太人开始的大屠杀时写道：“曾经有过幸福的年代，那时，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宁愿死也不做奴隶，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也曾经有过道德沦丧的年代，智力下降的知识分子宣称，生命高于一切。现在，可怕的年代已经到来，每一天都在证明，死亡恰恰在生命被看作高于一切的时候开始了它的恐怖统治，宁愿跪着生的人正在跪着死去，没有人比奴隶更容易遭到杀害。我们活着的人必须懂得，跪着是根本无法活的，追逐生存是不会不死的，如果人们不再愿意为了某种目的而死，那么，即便他什么也没做，也会死去。”
当经历过内心的秘密折磨，当秘密警察终于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我开始深悟这段话。
我选择讲出自己和他人的故事，我还有机会选择有尊严地站着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