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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八里庄南里27号札记(The notes at Lu Xun Literature Institute)









当我们站在尘寰的路口,回首往日时,才会发觉时光的匆匆。而面对飞逝的时光,脑海里一时间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些朦胧的感觉、色彩或音符,八里庄南里27号便是珍藏在生命里的一份暖意、一抹碧绿和一曲雅音。
在曾经回响于这座小院的雅音里,李一鸣先生首屈一指,他款款深情地讲演首先温暖了我。开学伊始,面对台下的五十六位学员,他以散文家特有的隽永风格将鲁迅文学院形容为“远离红尘与喧嚣的一方净土,院门外面是生活,院门里面是文学”,他将在座的少数民族作家比作“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建构者、代言人”,谆谆告诫:“你们是这个民族的文学代表,不止代表你一人。”
在介绍鲁院的情况时,李先生回顾了这一文学机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央文学研习所”到1984年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所走过的历史历程。
“鲁院姓鲁迅,名文学,姓鲁迅便有鲁迅的性格、风骨,名文学便是以文学之名相聚在一起,一切以文学为圆心。”
李院长在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话语让我对从6月10日开始的生活燃起了新期待。



“少数民族”在我身上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标签,我关注这一群体,特别是文学领域。因此,我格外看重来自《民族文学》的石一宁老师的那堂课。
石老师先以天下大势开场,他说当今世界出现了两股相逆的文化潮流,一是文化趋同化,一是文化回归。文化趋同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更多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灌输。与此同时,各国各民族中间都出现了文化回归,“对文化的千篇一律的抗拒源自一种人性的本能”。
就中国来说,以国家意志和体制力量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是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需要。其次,也是为了维护文化多样性。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一种高度的人类共识,已成为很多国家的文化政策。
在讲座的后半部分,石老师先后对近年涌现的十几篇少数民族文学佳作进行了文本细读。在这诸多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名为《神授》的小说,因为自此,关于藏地小说,我不再只知阿来,而又多了一位优秀的藏族小说家——次仁罗布。
小说讲述色尖草原十三岁的牧羊娃亚尔杰被天神选中,忽然口吐莲花,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像融化的雪水,涓涓流淌。此后十一年,他走遍草原各处说唱格萨尔王。直到有一天,拉萨的研究所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城市,专门录制格萨尔王传。失去了广阔的草原,在逼仄的办公室里,没有牧人的倾听,只面对着录音机,亚尔杰陷入了压抑与苦闷之中,以致说唱难以为继,似乎神灵已离他而去。当他决定重回草原寻找灵感时,却发现故土已经不复往日模样。
我之所以对这部小说念念不忘,还在课后找到小说原文进行阅读,并非只缘于故事中的边地风景、魔幻色彩,令我产生情感共鸣的还是小说的主题——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物质主义的盛行与精神的衰落,以及那些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类个体在面对民族共同体的解体、强大的外在力量时所产生的焦虑与抵抗。
米兰•昆德拉曾说,“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故事而展开。一旦小说放弃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如果小说《神授》的结局仅是一曲民族的挽歌,便落入了常见的俗套,但作者在结尾处为未来设伏,再次彰显主题,暗示古老的神灵可能再次降临,因此,信念并未死去。
当心情抑郁的亚尔杰重返旧地,在玛尼堆前遇到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少年告诉亚杰尔,自己在此等了八年,就是为了等侍神授,并以此走向繁华的都市,过上亚杰尔一样的生活。
在摩托的轰鸣与狂躁的音乐声中,消沉的亚杰尔与少年之间有过一番对话:
“我们还等吗?你问。
一定要等到啊!我坚定地说。
草原上的人,现在不愿意听格萨尔王的故事了,他们喜欢看电视。你说。
那是他们的事。我渴望被神授。我回答。”
这里体现的便是人的内在动机的坚韧与强大,作为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有多少渴望,这世界便有多少可能性。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我并没有一种非此即彼、非错即对的评判,我也不能否定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欲望在世间始终有它的合法性。只是如何在追求物质的时候不丧失精神,才是值得所有人进行思索的问题。
《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老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和现状的介绍,论述全面而深入,使我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卓有成效的创作所构成的那片绿意盎然的文学景致,有了一次整体性的观览。



吉狄马加的课是后加的。
来北京之前,我只知道他是彝族诗人,现在,我还视他为一面旗帜。
他主讲的题目是“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树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
这是我听得最提气的一堂课,一扫心内的阴霾。
此前,微信群内便有民族虚无论的声音,仿佛文学没有边界,写作便不必执着于本民族,这样的论调由若干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情感淡漠的作家提出,更像是高蹈的遁辞。我只是生闷气,冷眼旁观。
在这一次的课上,吉狄马加明确提出,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建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有两个指向,一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二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凡文化自信都是建立在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深入了解,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的理性认知上。
他从多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先后谈到中国文学、苏联文学、东欧文学、美国黑人文学、非洲文学、拉美文学、犹太文学,令人惊讶的是吉狄马加对文学史上的那些著名人物与作品每每随口道来,如数家珍一般。
他还向年轻作家传授创作经验,指出他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参照系。
没想到最后一天的两堂课,竟是异彩纷呈,抵达了高潮。



我有个毛病,就是凡是听到妙处,课后便要心痒难忍地夸主讲人几句。
我夸邱老师的话是“最快乐的一堂课”,邱师回答的也幽默:“我本来就是一说相声的!”
其实,邱华栋是典型的少年天才,在他的履历里有这样一笔:“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
听说邱华栋这个名字是从《人民文学》上,坊间流传他是中国作家里读书最多的人。
这一回,他早早就给鲁院的民族班送来一份长长的书单,一看之下,多有关于西域之书,如《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三十二种 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的《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 商务印书馆)、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 (商务印书馆)、陈序经的《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出版社)、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鲁保罗的《西域文明史》 (中国藏学出版社)、沈苇的《新疆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马健的《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兴衰》(商务印书馆)、蓝琪的《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商务印书馆)、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社科文献出版社)、陈舜臣的《西域余闻》(广西师大出版社)、卡德尔•阿卜杜拉 《大巴扎》(人民文学出版社)、奥尔罕•帕慕克的《雪》(世纪文景出版社)、马里奥•莱维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童话》(上海文艺出版社)、阿拉提•阿斯木 的《时间的孩子们》(作家出版社)、帕提古丽的《百年血脉》(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这下,正中下怀。
邱师几乎对这每一本书都做了点评,令人在叹服其博闻强记之余,又沉浸于他风趣的语言之中不能自拔,两个多小时的课程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尾声。

鲁迅文学院第18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共举办讲座十五场,主讲人皆是饱学之士,所讲内容都很精彩,又各具千秋!
立于北京,我获得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大视野。
是为记。




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合影,吉狄马加是著名的诗人,大凉山彝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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