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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另一种记录

2008年6月26日星期四

从旧书场归来的斗士

文/安然

除了封面脏点、旧点,它们其实还是新书。没有一丝折痕,书页上也没有留下因多年翻阅而染上的污渍,这是书的幸还是不幸?我面对着从旧书场淘回的六本鲁迅作品单行本,心里漾出满怀苦笑。旧书场里堆满了书,那些辛苦写字的人不曾料想,他们的书会卖身为废品,再流落至此地。连鲁迅的书也不能幸免。那一刻,我出书的念头也心懒意灰了,写字只为好玩,何必令自己的字受辱。

即使被奉若经典,赞曰字字珠玑,也未必是好事。比如学校里的语文课就实在是对大先生的捧杀,对着一群小孩子大讲成人世界的一位文化精英的伟大,只能取得对牛弹琴的后果,徒增烦尔。孩子不明白一位愤世嫉俗者的苦闷和深度,在遥远的成人世界又有几个鲁迅的同路人?他活着的时候,多有施放冷箭者;他死了,又被他们做成一面大纛。

相反,我对二先生的文章就没有那么多成见。因为,他们叫他汉奸,当他的五四同辈和晚辈以大师之尊作品被选入语文课本时,他的书和人都在被禁之列。中国式封杀是连空气都清洗一翻,不留一点线索,让一位作家人间蒸发也当不是难事。

那六本73年版的鲁迅书花了我11块钱,其中一部薄薄的《野草》半卖半送,只索1圆。这座城市的晚春,已是阳光似火下的万木葱茏。女老板又黑又瘦,见我是来专收鲁迅的书,竟露出腼腆、欲言的笑容:“这几本书,本来我也想读一读呢,一忙就……”仿佛是忽然察觉与陌生人吐露太多,那年轻的女人一副讷讷的样子。

尘世一角,幸遇另一个愿读鲁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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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的三天后,各大论坛开始热传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发帖者与网络警察展开了反复贴与反复删之间的角力,好像这是一篇出自冉云飞、连岳们这样一些新兴博客作家的博文,而不是那位“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脍炙人口的名作。在自由主义青年的簇拥和推动下,鲁迅先生完成了华丽转身,走下僵化的庙堂之高,以异议者的身份在web2.0的空间复活了。

令人玩味的是,当长大的孩子读懂了鲁迅,却已得不到原来的表扬。

我在翻阅从旧书场淘回的这几本书时,一点感觉不到时空的遥远。作为专栏作家的鲁迅,也曾享有他那个时代的“删帖”与“喝茶”待遇,而他那泉涌不竭的“杂感”仍然刺痛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他是归来的斗士。

只不过,网络替代了沉默的报章,博文刷新了蒙尘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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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9日星期四

letter

如果说参加过全国回族作家笔会不能让我自称作家,那么失业已能让我“专门从事写作”;如果说忧患也是一种美德与力量,那么“焦虑不安”就是对我持久思索的褒奖,虽然有点苦涩。

对于您提到的“如何能既充分地保有民族性,又能自如地工作与生存”的问题,我无力回答。在生活的战斗中,我往往身处失败者的位置,我不能提供令您满意的生存智慧,这是我的弱项。但我也感到了这种小民族的属性给生活带来的不便,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要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选择隐匿回族人的身份,又如何能要求别人从思想上表现出穆斯林的特征呢?这简直要绝人之路了。在一方面遭到同化,另一方面在探索、表现本民族特性上又受到限制的状况下,这个民族的前景自然不乐观。这不是回族一族所遇到的问题,汉文化旺盛、长久的同化野心令所有民族都倍感压力。作为一种稳定、悠久的文化形态,“夷夏之辨”这种种族主义的冥顽思维已溶化在汉文化的灵魂深处,并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智慧在古老中国的肌体上隐隐作痛。绝不是天真、浪漫的幻想所能解决的问题。

有一些回族人时常为一些族人的汉化行为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甚至把泉州陈棣万人丁焚香祭祖的照片发到网上以示严重。其实,大可不必。一棵大树之上总要有些落叶,重要的是主干是否犹存。回族的问题仍然是文化图存,因为“回族”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存在,另外,这种文化图存的努力当然是针对那些仍存民族意识的回族人而言。从明代起,回族之中就不乏这样觉醒的、富有危机感的文化开掘者、保存者,比如明清之际从事汉文译著运动的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天方学人,清朝晚期的经学大师马复初、马联元等人,民国期间提倡新式教育的北京王五阿訇(名宽,字浩然)、济南唐柯三等人,翻译古兰经的马坚、翻译圣训经的陈克礼……他们都是回族的脊梁。真正的危机爆发在文化领域,突围之路也应于此进行。而从历史上看,凡是为回族突围者皆有一番筚路蓝缕的经历。刘智等人穷困潦倒,马复初为清廷毒杀,马联元晚年远走印度,陈克礼死于文革……先贤者,天堂有位,真主慈悯你们!

穆罕默德圣人曾允诺,学者的墨汁胜过烈士的鲜血。我早已决意走一条学者之路、烈士之路。

人间的快乐、幸福,人皆欲也,然林觉民之语可为吾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江州司马为琵琶女的遭遇尚要泪湿青衫,况回族为吾母族乎!

不尽之言,留待再叙。

祝安,搁笔。

安然
2008.6.19

附来信:

真回安然:
你好!
昨晚在百度搜索资料时无意间连到这里。因同为回族,所以非常关注这里的内容。
其实,看了这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自己是有点羞愧的,因为作为一个穆斯林,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所投入的注意力一直较少,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去把它发扬光大。
我们回族是一个居住得非常分散,同时特征又非常明显的民族。因为散居在各地,所以思想和习俗难免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文化的特殊性慢慢消亡,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也就岌岌可危了,现时生活着的几代人来说,这应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我的身边,有很多人保持着回族的生活习惯,但思想并不见得有穆斯林的特征;也有很多人感到迷茫,不知在现时生活的环境里,如何能既充分地保有民族性,又能自如地工作与生存。
不知你是否专门从事写作,总之文字里有一种力量,但同时,不知是否真的如此,总之我也看到了一种焦虑不安。愿今后与你多多沟通交流,至少对于我这样几乎无知的人来说,这将是有益的。
祝每天都有好心情。

×× (隐去朋友姓名)

2008年6月7日星期六

精神重灾区

精神重灾区

安然/文

大雪、拉萨、圣火、地震……一连串关键词将中国人的生活搅得周天寒彻,却未妨碍愤怒青年于网络之上的话语狂欢和街头行为艺术的表演。后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愤青成了威权的新宠。

西谚有云:威廉和罗曼诺夫是血统上的亲戚,斯大林和希特勒是精神上的亲戚。少数人在意识到网络民族主义话语得到权力掩护和炮火支援起,也就惊觉愤青运动和红卫兵运动在面目上疑似近亲,他们共同将矛头指向弱者,具备从话语到行动上的十足暴力性。这种动员和组织大众的方式,中国人是有备受压抑和备感痛苦的感性经验的。可我们却从未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理念反思,应对之道竟然是试图忘却痛苦的历史。在历史又一次回潮之际,我要尖锐地指出,这种溶化在我们的肉和血之中的行使集体暴力的欲望,也曾在西方引发灾难,但西方人战后对这种精神病症的起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梳理,他们不再情愿重温梦魇,甘当历史的庞大分母。本雅明认为,面对新兴的无产大众,法西斯主义提供的不是任何新的政治权利,更不是帮助其完成对现存分配制度的挑战,而只是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或仪式。这就是某些自以为聪明的政客理论家用来解决社会矛盾的高招,而此种政治所导向的必然结果就是战争。

谁能否认文革不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内战?所有人——强者还是弱者——都未能幸免于战争的残酷。在流年不利、灾祸频仍之际,有个别中国人回想起古老的上天示警说,认为这是对人间不公的天谴。此说一出,某些中国人在惊恐之余甚为不满,将天谴论视作妖言。有妖必有神,如今的中国谁还敢自言为神?没有神言,又何来妖言。无论天谴有无,都当敬畏。即使这世上果如无神论认定的那样:死无报应,我们也应像天人感应论者那样:心存敬畏;因为即使无畏于上苍,也应对人间的评判拥有敬畏。在历史和现实的苦难中,我们和我们的前辈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或默默的赞同者;我们崇拜和阿附在权力脚下,选择逆来顺受、苟活于浊世,如果有一天真主问到,我不敢自言无辜。

天谴论的出现,与国学热也不无关系。近年来,文人们倡言国学复兴,大有发扬国粹之志。优越感膨胀的学者迅速向民族主义集结,那种认为鲁迅的文章已不合时宜、国民性批判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虐的声音堂皇登陆新中国,似乎五四以来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传统已是时过境迁,变得有害了。其实,鲁迅的文与人在他活着的时代就被帮闲文人认为不合时宜。鲁迅那代人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传统本就是一个短命、肤浅的传统,也正因为它的短命、粗疏,才造成中国人的精神摆脱不了在迷乱和躁进间轮回的命运,而现实的苦难无不有着精神紊乱投射下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灾区不在西部中国,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是一个始终无法重建的重灾区,那里面存留着一枚毛泽东所言的“灵魂深处的精神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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